历史解释与王朝认同——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论研究

基于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南宋士人在诠释三国正闰时,皆以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诠释,一是以帝王血胤为依据,表明刘备以汉室后裔身份建立的蜀汉政权当属正统;二是基于汉王朝连续性的角度,将蜀汉作为西汉、东汉的继承和延续。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编纂的三国史书中,或将蜀汉帝王纳入“帝纪”,或取蜀汉年号纪年叙事,直观呈现蜀汉的正统地位。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主张,与南宋君主的帝室血胤以及“赓续”北宋的立国方式紧密相关,是其王朝认同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论清初的华夷之辨与王朝认同

华夷观为清初令出之基础,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清初帝王之华夷观呈现为基于大一统、本民族(满族)主体性的华夷一家和自列正统,其融合满汉政治与文化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清初仕清群体的华夷观呈现为不言华夷而宣扬仁政,由此论证王朝治道的正确性和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清初遗民华夷观呈现出由"辨华夷"到"不辨华夷"的演进及保守与开放的相异性。"大一统""华夷一家"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向心力与大势,中华民族能不断走向融合与统一,正是这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作用的结果。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论唐代张孝忠家族身份认同之转变

唐代张孝忠家族从幽州到易定再到长安的迁移历程,恰好处于自安史之乱后至宪宗时期,唐廷对河朔地区关系进行调整之际。在此期间,张孝忠家族呈现出身份认同的转变,其一为从出身两蕃的安史叛将,转变为定居京师的天子姻亲,即政治身份上的王朝认同;其二为族源叙事中不断增进祖先与黄帝的关系,即民族身份上的华夏认同。其家族王朝认同的转变,反映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至宪宗时期,唐廷在河朔地区的朝藩关系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民族认同的转变,则体现了内附民族在唐代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逐步内迁、攀附炎黄、认同儒家文化等方式,融入华夏。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薙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在教门与国家之间:族源记忆与清以降“撒拉尔”的族群建构

循化撒拉族的"历史"是从族源传说叙述起的。借助于光绪以来中外学人搜集的诸多族源传说文本,再现循化撒拉尔族群整合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讨论其在多次教争、回变等跨地区事件发生后对宗教、王朝态度的变化情况。如果可以将不同的族源传说视为撒拉人的"历史记忆",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各时期人们对"当下"族群关系的认识及其对王朝的态度具有独特的意义。不同时期的"历史"在不同人群记忆中的遗存情况有所不同,层累叠加,又造成各传说文本"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表述差异"。同时,撒拉族源传说中的时空概念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涵,隐喻着其族群在社会与国家中的位置及其对族群、文化、宗教与国家的态度。因此,对于族源传说文本的解析,实际上也可以看作重新建构撒拉族历史及其认同变迁的过程。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交往交流交融:明代哈尼族与汉族关系述论

明代哈尼族大部分分布于西南地区之临安府、元江府、楚雄府、景东府、镇沅府、车里军民宣慰司等地,云南府、大理府等亦有零星分布。明承元制在滇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司土官制,强化了哈尼族与明王朝的政治关系;随着以各种途径和方式进入滇南地区汉族移民的增多以及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哈尼族地区甚至出现了“夷汉”杂处聚居区;各种教育机构的设置、汉文化在哈尼族中的传播,让哈尼族与汉族之间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汉族与哈尼族之间不断交融。这不仅增强了哈尼族对明王朝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多元一统格局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论泰州学派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

平民儒者注重将经典简约化,藉以认知政治价值。这种政治认知促进了王朝认同,使他们主动履行政治义务。对王朝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在他们简单化、空疏化、缺乏可操作性的政治设计上。他们对"身"的思考与实践,深化了对政治主体的认知。平民儒者们以翊赞王化为目标,展现了中晚明时代民间社会的活力。由于他们在价值认同上与士大夫阶层有高度的同质性,因而他们的政治认知与社会政治实践,最终淹没于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政治文化中。

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地方化”及其诠释

明代源于汉地的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完成了"地方化"过程,在容美土司社会中取得主流信仰的地位。关公信仰这一极具包容性的族群符号既表达了容美土司的内部认同,也表达了"国家在场"和国家认同倾向,更独具匠心地表达了容美土司在王朝中的屏翰位置及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可见,在历史的中国,边缘地区族群的边界不纯粹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弹力和包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