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王权至上”与儒家教化

“王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框架。“王权至上”之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和宗法观念对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教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下,“王权至上”成为人们不假思索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信条。人们毫不吝啬地把社会性的精神权威“道”与“圣”虔诚地奉献给了“天”的代表——至高无上的君王。人们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世俗君王的身上。世俗的君王成了人们信奉的最大教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神权始终是依附、屈从于世俗王权的,既不可能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兴衰轨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中国王权制约析论

王权在传统中国有其特定的渊源并沿着具体的发展脉络逐步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王权至上并不意味着王权不受任何约束,它仍然受到制度、思想、乡土社会等不同层次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又与儒家的存在及儒学体现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传统中国政治文明的独到之处。但王权至上在传统中国大一统政治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存在基础并没有受到撼动,王权在大多数时候和大部分领域拥有绝对权威,王权至上仍是传统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

“法律至上”论之我见

当前,我国法学界正在开展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将就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法学是受左”的影响比较深的一个领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至今仍然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探讨。如何评价“法律至上”论就是其中之一。 长期以来,“法律至上”论一直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而加以批判的,至今人们仍然讳莫如深,生怕被人戴上一顶“法律至上”论的帽子。其实,这是一种“左”的流毒在理论上的反映。

乌尔比安格言的创造性利用:罗马法复兴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

主权是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概念,它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王权至上性观念的不断发展。王权在中世纪早期并非不言自明地享有至上地位,王权获得至上性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罗马法复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权至上性(主权)观念的发展是一个政治法学问题,其内在的理论焦点是"权力与法律孰高"。中世纪罗马法学家们积极利用乌尔比安的"皇帝的喜好具有法律的力量"、"皇帝不受法律拘束"这两句格言,为王权突破日耳曼习惯法传统、基督教自然法传统的限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限于罗马法内在的普世主义品质、合法性基础理论、公私法划分以及罗马法复兴的发展脉络和研究基点都与现代主权理论的内在要求存在冲突,罗马法复兴未能直接创建出系统的现代国家主权理论。

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文化解析

涵泳于现实主义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人把人生的一切意义都押在现世 ,地位、财富、名誉等都要在今生实现 ,入仕则是实现这一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一方面 ,文化的现实主义决定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政治归宿。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将当官作为实现其最高人生价值的文化根源。也使官位成了学识、道德、荣誉、身份、地位的体现。另一方面 ,中国古代自上而下对社会的控制强化了人民的服从意识以及对官职的崇拜心理。同时 ,王权至上使“权”成为“利”的渊薮。两方面结合起来 ,致使“官本位”思想成为中国古人人生价值观的主流。

试论清朝统治者的宗教观

清王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其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是其基本手段之一。清朝历代帝王对宗教均十分重视,并有着一以贯之的宗教思想,形成了比之以往朝代更具特色的宗教观,这一宗教观客观上既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大帝国的最终形成以及长期稳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对现代国家正确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秉赋与传承: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性与延续的思辨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集权思想渐成其主要特征。由对"道"的追求而带来的圣人崇拜是王权至上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证。在圣与王的结合之后,王权不但得到了学术的最高解释权,还占有了道德的至高点,由此产生的君主政治系统获得了强大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通过"教化"和祭祀等来灌输王权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政治录用来规整和引导人们的政治选择倾向;通过从家庭、学校开始的对父权的崇拜来培养儿童的政治情感和臣民观念,以巩固王权主义。在这个政治文化形成后的两千余年间,由于建立于此的经济基础并未改变,王道主义通过礼化而内化得以延续,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入人心。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建立的过程中,这个王道主义一度被猛烈冲击而溃散。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当前的经济基础使得王道主义依然有其存在的一定空间,这是中国在实现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不得不去着思的重要方面。

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16—17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特征

英国宗教改革在天主教会腐败、新兴市民阶级力量壮大、英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等社会背景下爆发,又因为英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展现出极具英国特色的特点。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国王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功。它历时时间长,期间充满着各个阶级的相互合作与竞争,且改革过程曲折,极具偶然性。英国宗教改革从整体上来看,其造成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为英国社会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青年马克思对封建专制理论的批判——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列宁称为马克思特别优秀的著作之一,它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进行系统批判的开始,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不是出于单纯的“爱智慧”的哲学僻好,而是力图弄清国家的本质,正确认识普鲁士的政治现状,以回答现实的迫切问题的需要。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所以,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和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国家理论中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所进行的哲学性批驳和剖析。今天,当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深入清算中国封建专制思想遗毒的时候,认真学习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论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反思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访王逸舟

王逸舟,1957年生,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著有《匈牙利道路》、《波兰危机》、《南斯拉夫实验》、《当代社会主义体制研究》等书,专攻社会主义体制比较研究。最近,我们走访了王逸舟,他就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

论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政治思想

托马斯·克伦威尔是都铎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克伦威尔的政治思想指导了改革,改革也体现了其政治思想,二者相融相交,使英国在大变革时期站稳脚步。克伦威尔的政治思想包括坚定维护王权的绝对权威、国家主权思想、'法治'思想、政府制度化理念等。在君主和时代限制下,克伦威尔的政治思想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也有紧贴时代的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