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关于国学研究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张应采取"二分法"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对此,梁涛先生站在片面提倡和弘扬国学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批评。但依笔者之见,梁涛先生本人所持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及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极成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偏颇,片面地曲解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有关古代王权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他对刘泽华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缺乏充分理据而不成立的。

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

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以自卫理论为基础,激烈地攻击绝对王权观念和王位血缘继承制。该书出版后,在英国政治思想界,绝对王权观基本上失去了号召力。该书的全部立论其实乃是一种对圣经的独特解读。在卢瑟福和他对手之间的争论中,圣经是他们的共同引用文本。由于卢瑟福对圣经的解读具有深刻的生存力量,所以能够在英国思想界引起共鸣。深入理解卢瑟福的圣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追踪思想史的发展动力。

中世纪英格兰王权的起源与影响——兼论王权的“自然法人”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

古往今来诸多学者一致地认为,议会乃民主共和之母。恰是议会的建立促就大英帝国的百年鼎盛。然而从历史社会学角度深入思考,议会这一国家体系的合法性也有他特定的演化之源,即以中世纪英格兰特有的王权系统为源头的分化与演变。议会仅仅只能视为英格兰王权分化之中一个立法权演变的渠道,而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英格兰政治近代化均归功于议会制度。英格兰的建构之路不同于其他国家,征服者威廉时代从司法集权入手开启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建构之路,金雀花时期的王权有"法人化"趋势,并形成一套国王、权臣、议员相互监督的中央层面分权体系。当民族化大潮席卷整个欧洲时,王权的公共性与之前确立的中央分权体系紧密结合,公共性与民族性的施政目标至都铎王朝统治后期日益明晰,这一宏大的政治理念与国家行政集权与行政近代化不谋而合,成为推动英格兰行政集权的最大理论助力。国家的行政体系建设受到监督制衡机构的正向影响,最终铸成一套廉洁高效的近代化行政官僚体系。同时期的法兰西与西班牙却没有在中央层面形成与英国议会、枢密院(咨议院)等分权制衡机构将王权有效监督,任凭王权肆意践踏国家权力体系,畸形的民族化进路自然导致了王国的衰败与覆灭。

西方帝国语境下多元王权合法性的阐释——以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权力为切入点

俄罗斯帝国在罗曼洛夫王朝立国之初,在架构与编织王权合法性解释时融汇了来自蒙古草原帝国带有鲜明特点的王权观念,在这一社会增长逻辑中,俄罗斯王权逐步从"虚构"走向"实务",并融合于帝国时代的军事建制之中。俄罗斯特殊的王权缔造了该民族强大的军事权力,而强大的军事权力使得扩大农奴制与农业社会的军事动员成为了可能。俄罗斯正是利用这一逻辑,打通了从一个罗斯小公国走向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帝国的道路。庞大的王权不遗余力地在帝国的每一角落践行文化同一性原则,力求从波罗的海到西伯利亚,所有民族在心理上归附王权的统治,推动强大的军事专制机器持续运转。特有的军事建制也不断地基于帝国化的农奴制与村社制度而建立。然而,普世混沌的"东方"王权观不仅与民族化趋势背道而驰,更打破了各民族、部落之内的政治结构,帝国依赖的军事权力逐渐式微。政治共同体内针对王权的忠诚逐渐被民主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所取代。19世纪末,帝国的余辉在战争的风雨之中被洗刷殆尽,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帝国式社会增长逻辑的终结,帝制虽然更迭,但却成为现代俄罗斯"强军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而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转轮王(Cakravartin),考察隋代到唐前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转轮王观念始终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而君主也顺应潮流,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