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戏剧史视野下的《陵王》曲辞探赜——以日本资料为中心

唐歌舞戏《兰陵王》(日本称《陵王》《罗陵王》)具备故事、扮演、歌舞诸戏剧要素,向为研究者关注。《陵王》曲辞我国文献失载,但见存于日本,是推进唐代歌舞戏演艺形态研究的重要资料。《陵王》曲辞具有明显的代言成分,且歌唱、舞蹈由同一人承担,在表演形式上,已实现语言、动作、妆扮在“人物”身上的聚合,但其话语仍存在完全游离于戏外、不能统辖于人物表演的部分,与成熟形态的戏剧有显著区别。从生成路径切入,可以解释其戏剧要素产生与聚合之原理。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冥界十王信仰与敦煌引路菩萨像的产生

晚唐至宋描绘菩萨引导亡者前往净土的敦煌引路菩萨像,其图式不同于既往的来迎图,更强调“引路”的目的。这种转变与晚唐时期十王信仰的兴盛所引发的地狱观念具象化趋势密切相关。以观音作为引路菩萨受密教观音信仰的影响,而幡则糅合了汉地丧仪与佛教胜幡中出行、引魂、破地狱及生净土等多重寓意,二者共同建构了引路菩萨护佑亡者顺利渡过冥途的图像意涵。

王芗斋“意拳”哲学思想探源——《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新探

王芗斋是近代著名武术家、武学思想家和武术改革家。作为意拳(即大成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传统的拳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创新。他的拳学思想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中国哲学内涵。本文从儒道两家哲学的视角,对其意拳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葛浩文《格萨尔王》英译本词汇层面“变形倾向”研究

葛浩文夫妇合译了我国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其译本在格萨尔史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借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文本变形系统”对葛译本词汇层面的“变形倾向”进行了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发现葛译本词汇层面主要存在四类“变形倾向”:质的损耗、潜在表意体系的破坏、方言体系或其异域风情的破坏、短语及习语的破坏。这些“变形倾向”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文的“异质性”,甚至抹杀了某些“异质性”,翻译理念和翻译环境可能是造成“变形倾向”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藏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原作特色,可通过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能避免“变形倾向”,保留原作的“异质性”。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王之江的光学设计之路

王之江,因在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而广为人知,然而他在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建立中的卓越贡献却鲜有人知晓。实际上,中国第一本《光学设计理论基础》是由他在实践基础上编写的。关于王之江从事应用光学的经历及所做出的科学贡献,目前在舒美冬主编的《王之江科研生涯》一书中有简要阐述[1],学界仍对其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

哲学的解读与古典的语境:试析《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策略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希腊悲剧的典范,是一部在西方思想界被解读得最多的作品,对它的解读,能够生发开去的面向很多,不同的解读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和观剧效果。本文试图在是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讨论,哲学式的解读是要把读者引向怎样的一种方向?而关注古典语境的阅读立场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并最终认为任何解读都应该紧扣文本,在借鉴现代思想找寻切入角度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现代思潮和方法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要注意理论的有效性边界何在。

影视人类学视野下《亚鲁王》的观看之道——基于《王的祭奠》的制作与阐述

民族志影像制作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的情景事实,是影视人类学学术生产中亟待反思的新论题。以亚鲁王文化展演为拍摄主题的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通过“砍马仪式”的观看深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基于摄影机、学者、导游在场的与村民、文化持有者之间互视交流的过程。从仪式拍摄的角度,仪式之外的意外事件是《王的祭奠》的叙事重点;从民俗记录的角度,民俗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无奈”是本片的偏向;从拍摄视角,主观的个人参与“相遇”视角是影片制作者的主动选择。基于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的制作缘起、制作过程和交流反馈的整体性视野,分析了英雄史诗《亚鲁王》复兴式的文化展演引发的对“亚鲁王文化”的观看与被观看、拍摄与被拍摄、让看与不让看的情景事实,呈现出影像互视的观看之道。

明梁庄王墓出土鹘捕鹅玉束带发微

2001年在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一套鹘捕鹅玉束带,其残留玉带饰均刻画有鹘捕天鹅图像。论者往往据此将其与金元之际流行的“春水玉”关联,进而推测其为金元遗物。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春水玉”图像形式的渊源与变迁,突破材质媒介的界限,以进一步明确梁庄王墓玉束带的造型来源,揭示其作为明代内府制器的可能。本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成立,不仅源于形式考察,更与墓主个人趣味和生活体验相关。通过揭示海青驾鹅活动流行于明初宫廷及彼时宗亲之间围绕海青等猛禽展开交流互动的史实,梁庄王墓出土的鹘捕鹅玉束带与其他相同主题的传世器物和画卷共同成为体现明初宫廷生活与趣味的珍贵艺术遗存,进而为今天理解元明宫廷文化艺术的嬗变提供管窥之径。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畿出土铭文与古史新证——读王晖教授《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是西周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关中地区是西周王畿所在地,也是晚清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且这些青铜器多带有珍贵的铭文。因此,进行关中金文的整理研究,对于推进西周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王晖教授主编的多卷本《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三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就是关于周王畿地区出土金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王鹏运与龙继栋交游考论——以王鹏运致龙继栋信札四通为中心

王鹏运和龙继栋是临桂同乡兼好友。学界对龙继栋是晚清词坛领袖王鹏运的学词导师已有定论,而对王、龙二人后来的交游少有论及。以《甲寅(东京)》1915年第1卷第8期载王鹏运《致龙松岑书四首》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进行考察可知,二人在觅句堂数年唱和之后,分隔两地,主要以书信联系,也曾见面。后来二人在文学上的唱酬甚少,而增加了对朝廷政治的共同关注。

晚近书法的特殊格局:二王经典与“二王以外”

从赵壹《非草书》中所描绘的场景看,至迟在汉代末年,人们已能从文字书写中感受到乐趣,并投入大量精力临学草书,乃至到了专用为务、忘其罢(疲)劳的地步。而书写的文字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收藏领域。东汉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四次重要的转折。

基于LCA的扭王字块物化阶段碳排放核算及减排措施

扭王字块作为量大面广的护堤结构,其碳排放的量化计算对于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基于LCA理论,将扭王字块物化阶段划分为原材料生产、原材料运输、构件制作、构件转运和现场施工5个阶段,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构建扭王字块物化阶段的碳排放测算模型,并以某大型护堤工程为例,演示计量扭王字块物化阶段碳排放的具体流程。结果表明:扭王字块物化阶段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原材料生产和运输;通过对比砂石材料不同运距和运输方式的碳排放量,得出就近取材和长距离采用铁路或水路运输可有效降低碳排放;对比公路运输不同燃料车辆的碳排放,汽油车和LNG车的碳排放低于柴油车。

返顾·共生·重构——长篇小说《为王》文化精神的解读

长篇小说《为王》书写的是作者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向后看”时产生的独特思考。作品将草原英雄阿勒坦的为王历程置于中国社会近代的复杂环境之中铺写,既揭示了部族、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又突出了现代文明与草原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新旧文明夹缝之间的阵痛无疑是深刻的,正是在这种充满折返与推搡的思想炼狱中,草原文明的新形态得以重构。小说家出于某种文化自觉,以现代的眼光观照乡土传统,思考草原文化的发展出路,体现了其对边地文化的高度关注与深沉的责任感。

王奕珊运用病性辨证治疗胃息肉经验

胃息肉是指起源于胃黏膜及黏膜下层的隆起型病变,已经成为继慢性萎缩性胃炎之后的第二大胃癌前病变。王奕珊主任医师在胃息肉的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胃息肉的发病机理具有独特见解,认为该病发病主要体现在“邪、痰、滞、虚、瘀”五字,治疗上善于抓住病机,把握本质,并依据“邪、痰、滞、虚、瘀”发病理论,运用病性辨证,理清病性,针对性治疗,疗效显著。

扭王字块体斜坡堤单波越浪量的数值研究

国内现行规范中未提供有胸墙斜坡堤最大单波越浪量的计算方法。基于FLUENT软件,运用多孔介质区模拟斜坡堤上的扭王字块。借助惯性阻力系数C、等效波陡、相对块体尺寸、相对坡肩宽度、相对胸墙高度、相对水深、相对堤顶超高等影响因素,开展扭王字块体斜坡堤单波越浪量的数值试验。给出不同坡度下单位堤宽的最大单波越浪量的系数C计算关系式。验证结果表明,该公式具有较好的精确性,这使得扭王字块护面斜坡堤单波越浪量的数值模拟可以独立于物理模型试验进行,从而丰富了规范内容,为扭王字块体斜坡防波堤工程设计提供了参考。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