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棨省试诗谫论

省试诗,本指唐代士子应礼部进士科考试规定格式所作之诗,后来成为对考试诗的一种泛称。在隋唐科举取士选官用吏的大背景下,广大儒生游走科场,追逐功名,不仅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也为古代文化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王棨的省试诗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在体式、韵律、写法、修辞及语言运用等方面却极具代表性,反映了唐代省试诗在创作规范性、士人生存状态及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深层状态和内涵。

王棨生平考辨

王棨是晚唐重要的赋家和诗人。通过稽考历代诗文、史书、方志中提到的有关王棨的信息,对王棨生平中一些重要活动予以简要梳理、考证,并对前人论述中的部分疑点进行辨析、补充与商榷,以期深化对王棨的探讨与研究。

王棨《麟角集》版本考述

王棨诗被其八世孙南宋王苹辑录,其赋则由其十九世孙王观辑录并命名为《麟角集》,后经王尚访补得以完善。入清后《麟角集》被重新刊刻或抄写,共有13个不同版本,经过清代著名学者鲍廷博校并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的《麟角集》为较好的版本。

王棨生平补正

晚唐之际的王棨一生创作大量的赋作,是唐代赋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文章对王棨的生平作了专门的考辨,指正了《王郎中传》、《王棨考》、《福建通志》等地方志书记载王棨生平讹误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厘清了王棨的宦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王棨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在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王棨研究是唐赋研究成果中极为丰富的部分，在《麟角集》版本的考证、作者生平身世的辨析、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等方面皆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对迄今一个世纪的王棨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回顾，将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新世纪的晚唐律赋研究和唐代赋学研究。

王棨律赋艺术特色刍论

晚唐律赋大家王棨的律赋不仅作品数量丰富,且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故而有必要对其律赋进行研究。通过文本探析可知,王棨律赋用事贴切,妙于融化;对仗精工,句式灵活;琢句精警,状物传神。因此为时人和后世称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戏剧史视野下的《陵王》曲辞探赜——以日本资料为中心

唐歌舞戏《兰陵王》(日本称《陵王》《罗陵王》)具备故事、扮演、歌舞诸戏剧要素,向为研究者关注。《陵王》曲辞我国文献失载,但见存于日本,是推进唐代歌舞戏演艺形态研究的重要资料。《陵王》曲辞具有明显的代言成分,且歌唱、舞蹈由同一人承担,在表演形式上,已实现语言、动作、妆扮在“人物”身上的聚合,但其话语仍存在完全游离于戏外、不能统辖于人物表演的部分,与成熟形态的戏剧有显著区别。从生成路径切入,可以解释其戏剧要素产生与聚合之原理。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冥界十王信仰与敦煌引路菩萨像的产生

晚唐至宋描绘菩萨引导亡者前往净土的敦煌引路菩萨像,其图式不同于既往的来迎图,更强调“引路”的目的。这种转变与晚唐时期十王信仰的兴盛所引发的地狱观念具象化趋势密切相关。以观音作为引路菩萨受密教观音信仰的影响,而幡则糅合了汉地丧仪与佛教胜幡中出行、引魂、破地狱及生净土等多重寓意,二者共同建构了引路菩萨护佑亡者顺利渡过冥途的图像意涵。

王芗斋“意拳”哲学思想探源——《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新探

王芗斋是近代著名武术家、武学思想家和武术改革家。作为意拳(即大成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传统的拳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创新。他的拳学思想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中国哲学内涵。本文从儒道两家哲学的视角,对其意拳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葛浩文《格萨尔王》英译本词汇层面“变形倾向”研究

葛浩文夫妇合译了我国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其译本在格萨尔史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借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文本变形系统”对葛译本词汇层面的“变形倾向”进行了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发现葛译本词汇层面主要存在四类“变形倾向”:质的损耗、潜在表意体系的破坏、方言体系或其异域风情的破坏、短语及习语的破坏。这些“变形倾向”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文的“异质性”,甚至抹杀了某些“异质性”,翻译理念和翻译环境可能是造成“变形倾向”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藏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原作特色,可通过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能避免“变形倾向”,保留原作的“异质性”。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王之江的光学设计之路

王之江,因在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而广为人知,然而他在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建立中的卓越贡献却鲜有人知晓。实际上,中国第一本《光学设计理论基础》是由他在实践基础上编写的。关于王之江从事应用光学的经历及所做出的科学贡献,目前在舒美冬主编的《王之江科研生涯》一书中有简要阐述[1],学界仍对其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

哲学的解读与古典的语境:试析《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策略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希腊悲剧的典范,是一部在西方思想界被解读得最多的作品,对它的解读,能够生发开去的面向很多,不同的解读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和观剧效果。本文试图在是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讨论,哲学式的解读是要把读者引向怎样的一种方向?而关注古典语境的阅读立场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并最终认为任何解读都应该紧扣文本,在借鉴现代思想找寻切入角度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现代思潮和方法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要注意理论的有效性边界何在。

影视人类学视野下《亚鲁王》的观看之道——基于《王的祭奠》的制作与阐述

民族志影像制作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的情景事实,是影视人类学学术生产中亟待反思的新论题。以亚鲁王文化展演为拍摄主题的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通过“砍马仪式”的观看深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基于摄影机、学者、导游在场的与村民、文化持有者之间互视交流的过程。从仪式拍摄的角度,仪式之外的意外事件是《王的祭奠》的叙事重点;从民俗记录的角度,民俗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无奈”是本片的偏向;从拍摄视角,主观的个人参与“相遇”视角是影片制作者的主动选择。基于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的制作缘起、制作过程和交流反馈的整体性视野,分析了英雄史诗《亚鲁王》复兴式的文化展演引发的对“亚鲁王文化”的观看与被观看、拍摄与被拍摄、让看与不让看的情景事实,呈现出影像互视的观看之道。

明梁庄王墓出土鹘捕鹅玉束带发微

2001年在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一套鹘捕鹅玉束带,其残留玉带饰均刻画有鹘捕天鹅图像。论者往往据此将其与金元之际流行的“春水玉”关联,进而推测其为金元遗物。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春水玉”图像形式的渊源与变迁,突破材质媒介的界限,以进一步明确梁庄王墓玉束带的造型来源,揭示其作为明代内府制器的可能。本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成立,不仅源于形式考察,更与墓主个人趣味和生活体验相关。通过揭示海青驾鹅活动流行于明初宫廷及彼时宗亲之间围绕海青等猛禽展开交流互动的史实,梁庄王墓出土的鹘捕鹅玉束带与其他相同主题的传世器物和画卷共同成为体现明初宫廷生活与趣味的珍贵艺术遗存,进而为今天理解元明宫廷文化艺术的嬗变提供管窥之径。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畿出土铭文与古史新证——读王晖教授《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是西周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关中地区是西周王畿所在地,也是晚清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且这些青铜器多带有珍贵的铭文。因此,进行关中金文的整理研究,对于推进西周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王晖教授主编的多卷本《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三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就是关于周王畿地区出土金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王鹏运与龙继栋交游考论——以王鹏运致龙继栋信札四通为中心

王鹏运和龙继栋是临桂同乡兼好友。学界对龙继栋是晚清词坛领袖王鹏运的学词导师已有定论,而对王、龙二人后来的交游少有论及。以《甲寅(东京)》1915年第1卷第8期载王鹏运《致龙松岑书四首》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进行考察可知,二人在觅句堂数年唱和之后,分隔两地,主要以书信联系,也曾见面。后来二人在文学上的唱酬甚少,而增加了对朝廷政治的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