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

千姿百态的现代小说最初都是如何酝酿的?完成一部小说,作家们要抓住怎样的契机,克服怎样的挑战?本期3篇文章都是探讨这个“小说发生学”的根本问题。春林教授坦言,他过去30年总以为《活动变人形》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与虚构,直到2006年读到《王蒙自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长篇小说竟是“王蒙自己一种痛苦的童年记忆”。许多读者对王蒙小说都曾有过这种认知上的大逆转。春林教授由此展开两个方向的追问。

童年记忆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发生

或许与艺术才华的长期被压抑紧密相关,“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的王蒙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文学创作的井喷状态。也正因如此,王蒙把主要记述自己20世纪80年代生存状态的《王蒙自传》第二部命名为“大块文章”。具体来说,所谓“大块文章”者其实包含两种语义。其一,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意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远离文学创作20多年的王蒙在右派问题解决并重获创作权利之后,已被抑制太久的艺术才华终于喷涌而出的状态。王蒙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可以看作王蒙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写作成果。

《夜的眼》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新时期”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编码,而是蕴涵着某种价值认定或价值期待。“新时期文学”意味着新的美学意识、文学理念、审美风貌。王蒙小说《夜的眼》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地位,从文学更内部更本质的角度来思考和定义“新时期文学”的话,《夜的眼》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无疑更具合法性。《夜的眼》重构当代小说的表意方式和审美风貌,是“新时期文学”的滥觞。

“父亲”形象的互文书写——《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对照解读

《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中的“父亲”形象,构成了显著的互文现象。作为两种创作路向,自传和小说相互提供由文外看文内的参照性史料。《王蒙自传》为《活动变人形》“父亲”形象倪吾诚的虚构,提供了政治与心理动机的说明;以《王蒙自传》父亲王锦第为原型,在倪吾诚形象的生成中,见出作家艺术表达中重抒情想象的情感审美,重政治意义的逻辑起点和真诚勇敢的心理线索;受小说人物影响,王锦第与倪吾诚同构,因而在史实、史评、史思三个层面偏离了传记人物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思想性。由此可见,关注传记与其他文类编织的史料网络,可弥补文学史偏于虚构文学而致的结构性缺失,赋予文学研究以历史维度和思想质感。

论《王蒙自传》的“自我”重构

既往研究多侧重“史”的诠释,对《王蒙自传》作为“文”的价值关注不够。事实上,正是经由“自传”,王蒙才得以从幕后走向前台,实现对自我的审视与认同、解释与辩护。而政治与文学之间“跨界者”的身份定位,也使其达成了“中道王蒙”的“自我”建构。同时,王蒙“自传”,也为考察知识分子如何“再造”自我,以及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解与契机。

20世纪90年代王蒙小说中的矛盾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20世纪90年代,王蒙小说叙境中包含了诸多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前瞻与怀旧的矛盾,纪实与虚构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悖反性地统一在王蒙的小说中。而所有的这些矛盾,又都可以归结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时代的这一矛盾聚焦纽结在王蒙身上,使他成为言说时代矛盾体验的代表之一。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由西方国家逐渐蔓延至全球。它倡导的是一种更加整体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强调人类、自然及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既有着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思想的辐射,同时又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他的作品既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时又表现生命与自然的互动。该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爱弥拉姑娘的故事进行剖析,试图探讨王蒙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以及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在伊犁》中的多元音景探究

《在伊犁》记录了王蒙在伊犁十六年的日常生活,其中的自然声响与世俗之声都构成了作品里多元丰富的声音景观,且彼此之间互相交织,互相补充,文章试图通过追索王蒙对声音的应用场合与叙事,分析文本中的音景建构及其特点,再结合作者个人经历,挖掘背后所蕴藏的个人独特经历与思绪,感受其传达的关于生死、历史之间的哲思。

新疆维吾尔民族文化与王蒙小说“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

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并通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深入多民族文化内核。这段经历成为王蒙新时期“思想和文学创作新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王蒙新时期创作主题的拓展、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等都离不开他的“新疆经验”,尤其是维吾尔语言文化经验。例如,王蒙在《这边风景》中,就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汉/维双语混合思维下的汉语叙事特征,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了“多声部”的现象。这一创作经验为其“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胞疑云:陆治款《仿王蒙山水图》的鉴定研究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及龙美术馆均藏有一件陆治《仿王蒙山水图》。经鉴定:台北故宫本即《石渠宝笈》著录的《仿王蒙林壑萧闲图》原物,但非真迹;香港艺术馆本未经著录,也非真迹;龙美术馆本曾被认为是《石渠宝笈》著录的陆治《仿王蒙还丹图》,实际可能是著录的另一件陆治《高士听泉图》原物,但也非陆治真迹。

瞬间或永恒--王蒙小说的时间观

王蒙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是独到的,他不完全按照自然时间顺序来延续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是通过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穿插的方式来处理小说。除了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之外,量子时间的加入也让王蒙小说中的时间形态更加有意味,在量子时间的观照下,王蒙的小说出现了云叙述的状态,在叙述上的无始亦无终让王蒙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文体界限,这让王蒙的写作更加自由,作品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艺术形态。

从“元四家”看元代山水画发展

目的:山水画在宋元两代发展到了高峰,宋初的山水画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格调,且自然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处于元代动乱之际的文人画家“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虽然生活境况不尽相同,但都有不得意的遭遇。对艺术家来说,生活中的经历和心境的变化都是创作的源泉,其通过山水画来抒发内心的理想抱负。方法:文章分析“元四家”的绘画风格,探索元代山水画的发展。结果: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到了“元四家”时,文人画发展愈加成熟,达到了顶峰。“元四家”的作品体现了整个元代的山水绘画水平,也使中国山水画发生了重要转折。结论:“元四家”在山水画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们不仅引领了后世文人画家前进的步伐,而且使文人绘画在中国画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王解孟”论

王蒙发现,孟子“事关义理,绝不退让”,对于“君子之行”,提倡尊德乐义、修身立命、与人为善;孔子“知言”是为了“知人”,孟子“知言”是为了划分“敌我”;孟子对道德主体的高度肯定,对君子主观能动性的标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弘扬正道、正气,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和“大丈夫”,并从学理层面推测“墨归于杨”“杨归于儒”“墨归于儒”。好的继承必然同时是发展乃至突破,好的发展与突破必须充分地继承。

王蒙《葛稚川移居图》解读

《葛稚川移居图》是元代画家王蒙独具特色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葛稚川移居图》的形成因素、图像和笔墨、递藏顺序及影响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基于对图像的分析深入解读《葛稚川移居图》。

王蒙《这边风景》艺术成就探析

王蒙的《这边风景》是描写边疆各民族生活的经典之作,是当代文学一次跨文化写作的成功试验,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艺术性。小说成功地描绘了边疆的自然风光,全景再现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俗风情,表达了各民族共同劳动、团结一心的主题。小说融入了维吾尔人“塔玛霞尔”式的生存哲学和维汉混合体式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这边风景》在双重文化视域的交替下,展现了新疆个性化的魅力,拓宽了西部文学的广度与深度,是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解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早期代表作,因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生活”著称。本文借助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以林震的“闯入者”视角为切入口,通过分析叙事文本的对立格局,推演出文本隐藏的深层意义,感受作家王蒙对体制与人的关系、对人生困局的创造性揭示。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期待与追远——论王蒙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

王蒙在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能够回忆成小说的人,也用小说来期待与追远。”很显然,他是试图在这部新作中表达内心的某种遗憾、失落、理想和愿景。这部小说创作于2021年,次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时的作者已是87岁高龄。那么,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并且获得了极大荣誉之后,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要在鲐背之年一吐为快?他“期待与追远”的又到底是什么呢?在仔细阅读并深入思考之后。

王蒙作品的英译及译介策略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同时,王蒙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现有研究对王蒙作品的英译情况与译本的接受情况介绍较少,缺乏从翻译视角对译本质量的评价和对译者译介策略的探讨。本文将梳理王蒙作品的英译与接受情况,考察其作品译介面临的困境及译本采取的策略,并通过分析重要译者朱虹的译介实践。

王蒙小说听觉书写与人物塑造

王蒙作为一个感官型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大量感官书写,其中听觉书写尤为显著。听觉元素在王蒙小说中的积极参与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聆察”王蒙笔下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王蒙通过对人物“语音独一性”的摹写表征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地域等个体标识。在声音的现代性叙写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识流淌也与听觉感知紧相连属,表现为人物的“心声”、联想的听觉化和与视觉结合的听觉印象。同时,人物内在的生命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声音景观同频共振,展现了在历史与时代浮沉中虽经历坎坷却仍充满坚定意志与希望的“王蒙式”艺术生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