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红公的生态哲学与佛禅思想

王红公不仅是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态意识超前的思想家。他在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尚未意识到人类生活和思想的生态基础前,已经通过广泛地吸收东西方的生态文明成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观。其中佛禅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其生态哲学整体观对华严宗的吸收、其变易思想对无常观的吸纳更是值得关注。因为从王红公与佛禅的因缘入手,可以重新阐释其生态哲学观中看似矛盾的部分:内在与超越、人格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矛盾。

改译、创译与误译：王红公译介李清照词的三重向度

从跨文化和译文学角度出发,著名美国诗人王红公对李清照词的翻译主要呈现为改译、创译和误译三重向度,以叛逆性改译与创意性翻译为主,以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读为辅。其中,叛逆性改译主要表现为铺展译法,创意性翻译主要表现为意象营造,误译误读主要表现为传统习俗和文化典故误读。从翻译评价角度而言,叛逆性改译既有其关注英语文化传统和接受期待的合理成分,又有其诗歌意象变形和诗意丢失的欠妥之处;创意性翻译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特色与西方文化传统融合,实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误译误读虽无助于实现诗歌内涵与文化意象的诗意表达,但却展现出文化误读与诗歌翻译的多重教益。

从独立翻译到合作翻译——王红公英译李清照诗词的翻译修改研究

翻译修改研究有利于揭示翻译文本的复杂生成过程,尤其是在合作翻译模式中。本文以王红公四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本中收录两次及以上的李清照诗词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译者的翻译修改,发现王红公独立翻译的诗词往往诗意盎然,情感冲击力很强,但存在误译、创译以及偏离原文的现象,后期与钟玲合作翻译的诗词整体忠实度则大大提高,在忠实性与审美性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翻译忠实度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钟玲的介入与合作,同时与王红公本人翻译策略的转变也不无关联。

风筝之线——评王红公、钟玲翻译的李清照诗词

在美国现代诗坛中,王红公是推介中国文化成就卓著的诗人之一。他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诗歌:《汉诗百首》(1956)、《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1970)、《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1972)和《李清照诗词全集》(1979)。其中,后两种与华裔学者钟玲合译。本文以其翻译的李清照诗词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钟玲介入后译文的变化。

论王红公译李清照词中的意象与意境的处理

本文对王红公翻译的李清照词中对意象和意境的处理进行了分析。着重举例论述了意象的增减和改变,论证了王红公作为译者诗人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

王红公汉诗英译的生态批评

20世纪美国诗人、翻译家王红公,广泛地吸收了东西方生态智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观。作为"诗人译诗"的重要代表,王红公的生态哲学思想影响了其汉诗英译的翻译选择和翻译方法等,而汉诗英译亦在其生态哲学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都使得王红公的翻译在目前的生态危机时代呈现出特殊意蕴和价值。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王红公汉诗英译研究,正是对这种特殊价值的挖掘、重审,以期为古诗词外译研究提供一个生态维度,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尤其是生态文化"走出去"有所启发。

论王红公汉诗英译的生态诗学建构

美国诗人王红公是美国汉诗英译的生态主义传统中的重要人物,是“将诗歌和环保主义相结合”的汉诗译者。王红公对中国古诗的看法、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甚至故意曲解是受其生态意识影响的阐释和建构,其译文体现出“无我的意象主义”“爱的共同体”“归于野”等生态诗学特色在当今的生态危机时代具有特殊意蕴和价值。

杜甫形象:固化、位移与辨异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起码他更自然和亲切--王红公杜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杜甫是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受后世评论最多的一位。

中国诗歌英译文如何在美国成为本土化传统:以简·何丝费尔吸纳杜甫译文为例

由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文在美国形成一个文学小传统。这些英译文则是这个小传统的经典，其文本改写的成分相当大，包括适合本土的选择，注入本土的因素，及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憧憬。这个小传统的经典本身倒成为一些美国作家的重要读物，也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灵感和诗作的基本内容。本文以简·何丝费尔的诗作为例，说明她如何吸纳王红公的杜甫诗英译文，创作出打破时空，具特殊美感经验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