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思想理论成果。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

汉武帝时期“王者无外”边疆思想重构的动因与路径

汉初以降,汉代“黄老无为”边疆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无论基于现实抑或理论视野,探索和建构新的“有为”边疆理念均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经汉初以来的发展与积淀,边疆思想嬗变的时机成熟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汉武帝和董仲舒成为推动嬗变最终完成的两个关键性人物。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理论为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引领和理论框架,长期存在的夷夏互化等一系列现实及理论困惑因此迎刃而解。汉武帝审时度势,圣心独断,以新儒学的积极态势来建构汉代边疆思想体系,强化集权,外事四夷,从而开启了西汉中期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秦帝国“王者无外”边疆理想的构建、践行及其困境

秦统一六国,创建起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秦人以源自先秦时期的大一统理念为基础,努力构建"王者无外"的边疆思想,欲实现内外无别的理想化境界。因此,秦在统一之后依然持续对外用兵,努力推动边疆外扩,并于新拓展的疆土上设郡立县,把其纳入帝国的行政体制之内。不过,由于在此进程中,文化冲突日益凸显,秦帝国不得不就四境的具体情况,在边疆思想的实施层面进行针对性调整,边疆地区的边郡、属邦与道等多种行政体制并行,以及长城的修筑皆为这种调整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调整理念也与秦帝国的"王者无外"思想一同,对后世夷夏问题的处理和边疆思想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夷之辨”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逻辑—— 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安全思想的研究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华夷之辨”可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安全思想,包含“严夷夏之防”“用夏变夷”和“王者无外”三种理论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秦汉以后的汉人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安全建设,皆会因时势变化地灵活运用这三种理论作为实践指导,在防止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用先进文化影响其他文化、促进不同文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华文化凝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大文化系统:以华夏文化为主体、融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炉,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展示出强大的文化安全构建能力。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且五千年传承不绝的文化奇观,与“华夷之辨”不无关系。这样的思想智慧,对今日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秦汉时期“北边”战略与国家军事安全

秦汉时期是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以处理农牧民族关系为主旨的“北边”战略是探讨早期国家军事安全的有效切入点。战国时期,秦、赵、燕北进“筑长城”、置郡,奠定“北边”地缘根基,“陇山—白于山—句注—燕山”连线,成为早期帝国军事安全防线。西汉前期,匈奴几次突破此线,“寇扰”关中、汾河、河北平原,威胁国家安全,汉武“踰河而北”具有必然性,“大一统”背景下“王者无外”的边疆民族思想被视为最高层面的国家安全观。东汉时,大批羌胡“居塞内”甚至越过国家军事安全防线进入三辅、太原、河东,吏治失当、生态环境变迁致其“反叛”,造成华夏帝国安全危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推进于长城以内。秦汉“北边”战略的“有为”进取、“无为”防御、“以夷制夷”,深刻影响了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历史参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