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致诚的书信看圆明园对法国英中式园林的影响

从源头解读西方人如何识读中国园林设计,利于探寻中国园林文化观点与理论传播的有效衔接方式。王致诚涉及圆明园描写的书信,是1749—1782年间法国唯一一份全面展现中国园林营建细节的直接材料。基于书信背景的梳理,重点展示了信中圆明园的特点;结合书信的传播,对信中圆明园作用影响的历程、主要表现等进行了叙述。透过书信,圆明园在地形水系、建筑物与构筑物群组、园内活动三方面影响法国英中式造园实践,加深了法国人对中国园林品位的认识。

清宫画家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新探

从清康熙朝后期起,宫廷里开始出现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传教士画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西洋艺术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即是其中一人。近年来新挖掘的史料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位有着双重身份的传教士。而对王致诚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传教士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自我的界定——清宫画家王致诚早期欧洲风格绘画研究

多勒美术馆与阿维尼翁圣路易隐修院保存着乾隆时期法籍宫廷画家王致诚来中国前后创作的欧洲风格的艺术作品。依据档案文献,本文选取来源明确的六幅油画和四幅壁画为研究对象,分析他的师承、环境变化对其风格的影响和以熟悉的风格进行创作时真实的自我表达,并为今后王致诚欧洲风格绘画的再发现提供甄别依据。

王致诚的油画作品

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是清朝乾隆时在宫廷中供职的法国画家。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錄》一书谨收錄了他的一件作品,名为《十骏马图》册,笔者过去曾在《紫禁城》总第10期上撰文介绍过这套册页。从《十骏马图》册上可以看出,王致诚相当扎实的绘画功底以及运用中国毛笔塑造形象的能力。在一些著作及文章中,经常有人引用王致诚从中国写往欧洲的书信,来说明王致诚在中国宫廷里,放弃了原先擅长的油画技术,而完全改用中国的工具及材料作画。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乾隆皇帝对于王致诚作画,确实有过上谕:“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

清廷西洋画师王致诚

从1738至1768年,王致诚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作为御用画师和傅教士,为了在宫廷画壇上立足,由西画转攻中国的水墨画,很快便深得乾隆赏识和关照。

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

在西方人称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而在这么一个交往过程中,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绘画领域,也因为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进入清宫,他们接受中国传统绘画技艺而融入其西洋绘画之中,致使这一时期清朝宫廷绘画之风格有所改变,形成新的画体和画风。大约从清康熙后期起,那些"擅长绘画的传教士以他们的绘画技艺,成为中国宫廷画家的成员,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王致诚、艾启蒙和潘廷章的油画

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油画这一外来的画种在中国出现和落户的时间,已经向前推了三百多年,过去一度把油画的出现划在清末,甚至说民国年间中国赴欧洲或日本的留学生才把油画带回中国,看来都是不够确切的。

近代西方社会以艺术图像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18世纪法国版《帝鉴图说》为例

论文通过分析法国版《帝鉴图说》插图的构图形式、建筑形态与人物形象等图像特征,利用几何模型解析图像独特的透视特点,并以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为蓝本进行图像与文本的对比,认为法国版《帝鉴图说》始终以宗教的角度和西方的观看方式来改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绘画构图上,该著用天主教的观念、定点透视的观看方式,将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中图像的构图“十字化”,将中国建筑的檐柱“基督化”。在建筑表现上,法国版《帝鉴图说》用西方文化中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建筑“改造”了中国的高台建筑,构建了中国建筑的高贵典雅、崇高壮美的形象,表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敬意及仰视的观看姿态。在人物形象上,法国版《帝鉴图说》根据西方的审美习惯和西方贵族阶级的偏好,塑造出西方化、贵族化、神秘化的中国人物形象。这种移植传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通过建构他者的文化乌托邦,向西方社会引介了一个被教化或可教化的东方大国形象。法国版《帝鉴图说》向西方知识界传达了中国崇高、美好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误读的,尽管它确实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但它始终以西方文化,尤其是以天主教文化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以西方的观看为出发点来构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天主教中心主义的文化产物。

中西合璧形神兼备--曹小山先生色粉画作品赏评

一中西方的绘画本来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拓进,中西方绘画的碰撞、互融与共生,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中西方艺术交融最早肇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来了西方油画《圣母子像》,其写实的逼真性令中国的画家倍感新鲜。尔后,在清代的康熙和乾隆年间,又有郎士宁、艾启蒙、王致诚、安德义等外国画家供职内廷,以西方的绘画观念和造型技法影响了中国画的艺术创作。由此可见,第一次进行国画“西化”试验的并不是中国艺术家,而是来到中国的西方画师。这些画师的艺术实践在中国画史上一度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以正统文化标准和中国文人的欣赏惯性来衡量,西方的美术作品处在“非雅赏也”,为“好古者所不取”的尴尬境地。

西洋画在中国的“肇始期”汇考

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值得提出的一件大事是西洋画的引进。西洋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确立了在中国画坛上的地位,时在鸦片战争以后。但是,在此之前尚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肇始期,由于实物与文献的缺乏,以往的研究往往对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画的发展论述较多,而对于这个肇始阶段则涉及甚少。这是西洋画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以耶稣会士新体画为例试论清代热河(乾隆朝)的中西艺术交流

耶稣会士画家作为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的一个特殊群体,供职于清朝政治权利的中心,是清代中前期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通过耶稣会士的生动具体的画卷,不仅反映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也见证了清代热河成为清政府处理民族、外交政务的重要场所。在清代热河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活动通过耶稣会士的画笔被记录下来,成为清代历史的纪实。

浅论题画

今就“题画”谈谈个人的体会,与束整前人的款识经验归纳数条,并和同道蹉商,以求共进。 甲、题画的意义 中国画是一种诗、书、画、印的综合艺术。在构图中,不但要安排好画面的物象位置,同时,也要将有关的题、款、印章的部位通盘考虑进去,由此看来“题画”是一幅画必不可缺少的部分。

诗史电影巨制《圆明园》 一段民族与国家的深沉记忆

圆明园,这个理应牵动着我们美丽与骄傲的词语,却一直是萦绕在国人心头的一块顽疾。影片《圆明园》的开篇以"人类幻想中的天境"为主旨,再现了圆明园这座象征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瑰宝。《圆明园》带给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自豪与屈辱相伴。

被低估的民初油画——民初油画升值潜力试析

前些年,民初油画的价格太低了,低得有点可怜。近些年,民初油画的潜力太大了,大得有点可怕。在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最早可见的是西洋传教士创作的油画,代表人物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以宗教和商业性油画为主。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开,大量有识之士或东渡扶桑,或游学欧美,东西方艺术得到充分交流。据统计,约有300人次走出国门。

“中西合璧”作为中国画的一种创新模式之反思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洋的《圣母子像》,其写实的逼真性令中国的画家倍感新鲜。尔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又有郎士宁、艾启蒙、王致诚、安德又等外国画家供职内廷,以两洋的绘画观念、造型技法,用中国的工具材料进行艺术创造,这就是"中两合璧"的由来。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最早进行中西合璧试验的并不是中国艺术家。

《最美花鸟画100幅》

这幅作品画庭苑梧桐树下,奇石立,桂菊竞芳,两只白兔伏地嬉戏,情态生动。画面意境优美,一派祥和,当是为中秋佳节而作。值得注意的是从康熙到乾隆年间,若干西方画家在宫廷的绘画机构中效力,其中代表性画家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除了自己创作外,还向其他宫廷画家传授西方画技,使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冷枚的绘画老师焦秉贞便深受其影响,曾以透视法画山水、亭台、楼阁。从这幅《梧桐双兔图》中,同样也可以看出西洋绘画的痕迹,如白兔毛皮质感的刻画参以西方绘画的明暗法,白兔的眼睛在乌黑的眼珠上以白色点出高光,都是在传统绘画中罕见的。

德国柏林藏清代准噶尔蒙古族部落首领油画像研究

德国柏林藏八幅准噶尔蒙古族部落首领油画像,以往的研究将其认定为与"紫光阁功臣像相关",或认为是为绘制紫光阁功臣像及大型绘画作品而准备的素材、稿本。然而,笔者的研究显示,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二年在武成殿特别设立油画功臣像,以表彰为国家统一、安定做出贡献的各族部落首领。其中准部有十八人入选,八幅油画像即是其中一部分,功臣像中还包括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这一发现填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对于我们今天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不无裨益。此外,本文还就八幅油画像的作者、人物身份、绘制时间以及与故宫博物院藏《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均取得了新进展。

中国画必须是“中国的”——关于中国画现状的思考

中国画必须是'中国的'。中国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面对'西画军团'的中国画人系在自己臂上的白布条。在此之前,我们只称之为'画画'或'绘事',无需冠名'中国画'。由于外敌的侵入为国人敲响了警钟: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它叫'中国'!毋庸置疑,中国画首先是'中国'的,也必须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