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永恒还是永续:由王船山的宇宙观说起

宇宙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宇宙观是宇宙论的基础部分。王船山对于宇宙观有高度的自觉。他通过反思已有的宇宙观,提出自己的宇宙观。在他看来,老子、《易纬》、邵雍的宇宙观实质是“天地有始说”,而“天地有始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认为天地有“始”“终”。通过对天地无“始”“终”的论证,王船山确立了自己的“天地无始说”的宇宙观。对于王船山的宇宙观,若以时、空为视角,可以推知其非“永恒”的宇宙观,乃“永续”的宇宙观,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宇宙观亦为“永续”的宇宙观。这样的分析凸显了王船山乃至整个儒家宇宙观的特点,有利于把握王船山哲学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特质。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论王船山思想“贞”的伦理意义

王船山思想极其丰富,“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范畴之一,王船山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王船山从仁义礼智信中的信、天理和人欲、生死问题三个角度分别论述了“贞”的伦理意义。“贞”伦理意义的解读,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王船山坚定个人信念选择的结果,对于当下的人生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王船山的情论新探

王船山立足于气本原论,以“气之诚”和“气之几”区分性情,并从性情才三者既“相因而发”又“各自为体”的角度论述“情”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因“性”之感物而动的“情”,作为情感体验是不同于“四端”和“性”本身的,需要以性节情,通过性理来规范和引导情感的合理抒发;另一方面从“情以御才”的角度,喜怒哀乐之“情”以生好恶之用,好恶则趋动、御使“才”而成就事为,因此“情”就不仅是情感体验,同时也成为了身体行为的一种原动力,在为善或为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王船山论“钦”管窥其“圣人之学”

王船山论“钦”贯通于其圣人观中。他在诠释方法上以“诚”释“钦”,反对不明圣人之学的有害学说;在诠释内容上以“钦”为“明”本,以“实明”批判“浮明”。王船山通过驳斥王阳明“不学不虑”的圣人观,揭明了“钦”之所以为圣人之学的缘由。王船山强调“钦”之为实和诚明相资以为用,旨在扭转晚明出现的凌空蹈虚之学风,重新揭明儒家的圣人之学。

身体哲学视域下的王船山《大学》修身工夫论

身体哲学视域下的船山《大学》修身工夫论呈现道德身体、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三个面向。在道德层面,其强调了身与心、正心与修身在工夫论上的整体性。在自然层面,其强调了我身与外物皆为二气五行所凝,因此身与物相互感应而具有先天性。既然外物对自我的影响起于身体,那么道德工夫的落实与显现也将终于我身。在政治层面,其强调了君主或政治领袖的身体在“齐治平”工夫层面作为立教之范型的关键意义,并指出为政者的“君子之身”是一国落实王道仁政与道德教化的发机与关键,这也是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的根本立足点。从中国身体哲学发展的视域来看,船山所理解的《大学》工夫次序呈现出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整体性,有别于宋明道学传统在这一方面的心性论进路。

辨名析理,推显阐微——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说方式

船山文风抑扬详瞻,以说理见长,这一特色与其身处明清之际的大背景相关。面对学术渐驳与晚明以来的空疏之风,船山选择以遍注群经的方式力诋殊途,《读四书大全说》可作为其论说的典型代表。船山有接续道学传统的自觉,因而在该书中更专注于与理学家展开对话。同时船山也依循理学家区分出“守正道”与“屏邪说”两种辨说,前者属于进学方式,后者属于辨异端,二者有本末轻重的差别。为防范空疏之病,船山阐述道理多从名义辨析的分殊之途展开,其典型形态可归纳为两轮并举与分层讨论。最终,船山通过彰显《论语》在“四书”当中的特殊地位,为其分殊之论做一个统合。

王船山对“申韩之儒”的批判及其哲学反思

明代法律严苛,士人在惶恐不安中形成了一股“廉耻丧”的风气。船山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认为这股风气和“申韩峻法”有很大关系。他斥责以部分理学家为代表的“君子儒”,认为“君子儒”虽以儒为表,而实则是法家之笔吏。他指出,在“外儒内法”治理体系下,儒法关系混乱不堪,“申韩峻法”猖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律模式和架构亟需修整。船山一方面高度赞扬儒家德治思想,肯定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主张对当时的“申韩峻法”进行改良,赋予其德性基础和实施层面的灵活性,同时倡导用简法来代替密法。

王船山人本思想中的生命本义诠释的三维面向

王船山有丰富的人本思想,其人本内涵是从人本生命上述说的。生命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前提,是天理和本性的载体,因此,生命本义是人本内涵的最基本的本义。生命本义包括气、利、情三个方面,气以生人、利以生人、情以生人,都说明生命存在是最基本的人本内涵。气以生人是说阴阳之气造就人,利以生人是说物质利益养活人,情以生人是说欲望情感是人的自然属性。以生为本的人本本义说明人与生俱来具有三个方面的根本:人本是宇宙之生,即原初天生的生命体;人本是自然之生,即自然物生的生命体;人本是情感之生,即欲望情感的生命体。船山对人本生命的本义论述彰显了船山学术的启蒙性质。

晚清文人日记中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史

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等三十多位晚清文人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的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他们的思想变化。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引起一轮船山作品阅读热潮。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在这两次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晚清文人的阅读旨趣有很大不同。从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船山作品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船山学在晚清的发生,与王船山作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阅读、接受密不可分。阅读史即思想接受史,晚清文人大量的阅读挖掘出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治与不治:不同境况下王船山对待夷狄的两种判断

随着明朝瓦解、满人入关,夷夏之辨再次成为时人关切的焦点。以船山为代表的明朝遗民也非常关注由政治动荡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对中国文明的纯粹性的影响。王船山十分重视地理对天命的承载与分殊作用,在强调“夷狄”一语文化义的同时,也从族群生成的角度对“夷狄”进行了区分。王船山延续了《春秋公羊传》中的“王者不治夷狄”观念,一方面,从天命分殊、事有善恶的角度,将“不治”限制在“四裔之夷狄”之下,并为这种“不治”的正当性做了形而上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对于九州之内的夷狄,注重其中国属性,从而将“不治”引向了“不得不治”。这两种境况下的不同判断共同为船山夷夏观中的民族主义面向做了说明。

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之异同

董仲舒与王船山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但在人性论的建构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从天道阴阳的角度阐明人性的来源,主张天道有阴阳而人性有善恶;都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区分了先天人性与后天人性,并在修养论上提出以心养性。他们的人性论也存在差异: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旨在强调圣王之教;而船山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性,否定了中民之性与圣王之教的说法,提出“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动态人性论,更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其思想更具有现代性。通过对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儒家人性论从帝国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嬗变。

王船山家风思想的育人功能探析

王船山是我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其立德隆礼和崇孝敬忠的家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涵“以德立人”的价值取向、“爱国重民”的忠诚旨趣、“行而后知有道”的实践目标、“以和兴家”的价值标准等,可以为当代家庭培育有理想有信念的时代新人提供有益借鉴、方法论指导和价值遵循。

文化记忆视角下王船山形象的建构与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为历史人物形象生产与传播提供了阐释框架。通过对遗著、报刊、纪念场所等代表性媒介的分析,发现王船山形象是后人根据其自我形象和他者的媒介形象累积建构而成的公众形象,本质是一种集体想象,具有促进民心凝聚和族群认同的作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趋势下,王船山形象的建构与认同面临文本阐释难、公众参与低、媒介融合少等困境,要突破此困境,需要发展船山学,建立船山数据库,构建跨媒体平台,进一步推进船山形象的学理化、时代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