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学”以至“乐”思想探析

王艮继承了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的思想,从本体论角度对“乐”进行界定,创造性地揭示了“乐”的生命力特征:一是,“乐”具有自主性,自率其性;二是,“乐”具有能动性,宰万物而主经纶。王艮将“良知之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个体维度的明明德亲民之学;第二层,人己交互的大人之学。层次不同,为学手段也不同,但是最终目的是回归于本体之“乐”。

王艮『乐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育人启示

王艮"乐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在明清之际启一方民智,而且对当下思政课育人具有重要启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解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乐学"思想,阐释"人心本自乐"教育理念、"百姓日用"教育目标、"即事是学"教育路径及"尊身立本"教育逻辑.在此基础上,从激发学生乐学天性、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坚持育人做学一致、强调全面发展等角度进行思考,探究"乐学"思想融入思政课的具体措施.

“安身”与“乐学”:王艮的身心学说与美学意涵

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完成了儒家身心学说从“心”的挺立向“身”的挺立之转变。在对王阳明学说的继承下,以格物知至为“知本”,以诚意正心为“立本”,通过“知本—立本—安身”的为学过程,开创“乐学说”;以“安身”为本,“达道”为末,确立“身道同一”的安身行道论,从而实现传统儒学的合内外之道,在觉民行道方面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王艮将“乐”落实于“身”之上,以“真乐”揭示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之美,以“一贯”指出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的妙合之美,以“鸢飞鱼跃”概括良知体用一原的自然之美。王艮通过“身”与“乐”构成的创造性张力,突破传统儒学中大体发展必须压抑小体自由需求的理路,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扬弃。

论明代后期心学的世俗化转向——以王艮为中心

心学于明代中叶逐渐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出现向平民大众渗透的世俗化倾向,到了明代后期这种特征愈发鲜明,尤其体现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从整体历史视域及学理依据入手,对王艮关注“百姓日用”的天理良知说、人欲就是天理的理欲观、尊身爱身的“淮南格物”论、正己自修的工夫论、强调“乐学”的教育观进行探赜,有助于厘清明代后期心学世俗化转向的表征及意义。

论王艮的“师道”自觉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毕生躬行“师道”,追求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社会之治。在为师目的上,他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使社会能够形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状态;在为师要求上,他强调一个人必须“修身立本”而“内圣”,继之“处为天下万世师”而实现“外王”;在讲学内容上,他注重把百姓日用之“人欲”与圣人之道的“天理”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大成学”思想体系;在教育方法上,他注重案例式、启发式、榜样式的讲学创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讲学风格;在教学对象上,他坚持“有教无类”,使得教育对象更加平民化。

王艮的身体观与儒学转向

王艮的身体观是从程朱理学出发的。程朱理学不仅在本体论上否定了身体,在修养方法上造成了对身体的禁铟,而且在制度化以后更是造成了对身体的摧残。程朱理学对"身体"的贬抑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的活力,也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王艮针对这种状况,通过揭示精神修养中的"身体"、政治和社会展现中的"身体"、本体论中的"身体",从三方面把"身体"从程朱理学的贬抑中"拯救"出来。王艮对儒学中"身体"的揭示,使儒学朝向宗教化、世俗化和简易化,并由此推进了儒学深入民间。

平民儒者的政治狂情——以明儒王艮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儒者,秉承着儒家学者一贯的政治情结,在其哲学思想里对于政治问题予以了热烈的关注。王艮的政治关怀,从思想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期盼实现"万物一体"的合理政治秩序能够继上古三代社会之后再次重现;强调"安身"、"保身"是家国天下等政治事务的根本,将治世的问题化约为治身的问题;倡导"大成师道"学说,认为儒者应该用"圣人之教"来教化君主和万民,通过教化社会、参与政治来实现儒者的救世使命。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历史影响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平民教育家。王艮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平民化特征表现为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大众化,表现为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世俗化,还表现为讲学传道方式的实践性和民本化。综观王艮一生,是从事平民教育的一生,是讲学传道的一生。他终身不仕,把毕生精力献给平凡而伟大的教育事业,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代平民化学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轮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论王艮的“尊身论”

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泰州学派的演化,在哲学上表现为从“理本论”到“心本论”再到“身本论”的逻辑发展。泰州学派的宗祖王艮提出的“尊身论”是其中的一个关节点,此论是其“格物论”的延伸,包含了尊身、修身、安身、爱身、敬身、保身等要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彰明了身之为本,家国天下之为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系于人之一身的道理。

个人观的突破与界限：论王艮的“淮南格物”

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独到创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特别是格物论在今天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格物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承认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优先性，强调为保障个人权利而改造社会组织。颠覆了程朱理学的旧有传统，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王艮“淮南格物”论概念系统的再疏释——并论其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王艮“淮南格物”说源于对《大学》文本的独特自解,由此而使其学说体系与阳明分途而行,并借之确立了泰州学派特有的理论旨向。虽然学界也曾尝试对之做过一些解释,但因对这一论说实际存在的复杂性缺乏估计,未曾涉入对其概念布局、概念间纠缠关系等的切实了解,以至也难以掌握其内在运行的规则与特点等。本文即以这一念虑为基本的出发点,对作为淮南格物论重要支点的其中四组概念做了细致分析,以望能借此重构出淮南格物论的一个深度理解模式,及重新追踪王艮在塑型这一理论模式时的真实思路。

论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泰州学派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只是使文学创作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直接影响到文学表现对象的下移,文学题材的扩展,直抒胸臆的文学创作方法的滥觞,以及文学由载道功能向娱情功能的嬗变。

王艮“义利”思想研究

王艮分别对义利之中涉及仁义、群己和理欲等关系进行了论述。在仁义问题上,王艮注重义的伦理性,认为仁是"义"的前提,"义"是做人的行为准则、立身根本。但仁并非当然之则,义作为一种抽象原则,也不当然地具有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权利。只有仁义并存,大人全美才是最高境界。在群己关系问题上,王艮重视个体的生命存在与价值,主张先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再履行对他人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在理欲问题上,王艮主张通过"务本节用"让人民养之有道,再通过道德仁义教育来达成"人欲自遏,天理必见"的王道之治。格物安身说是王艮义利思想的出发点。

论王艮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其民本化教育思想冲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超越了传统儒学,体现了平民化特征,开启了平民化生活化教育先河。在当代社会研究王艮教育理念,挖掘"位天地,育万物"、"安身立本"、"百姓日用"、面向"农夫盐丁"和向善"乐学"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仍有现实意义。

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王艮与王守仁教育思想之比较

王守仁与王艮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两人的教育思想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差异。由于教育目的的差异,在教育对象上,王守仁把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为官之人和官宦子弟,而王艮则主要集中于平民百姓。王守仁与王艮都提倡“乐学”,但怎样做到乐学,王守仁只注意到了教育的环境和方法,而王艮则认为“乐学”的关键在于消除“私欲”。在“知”、“行”结合的问题上,两人也有差异,王守仁的“知”、“行”结合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的,重在强调“心”的作用,而王艮则重在强调从百姓日用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去获取真知。

从王艮的“大成仁学”到颜钧的“大成仁道”

本文是作者对泰州学派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主要研究颜钧对王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颜钧之“大成仁道”在王艮的“大成仁学”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立体自由。

泰州学派王艮民本思想述论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说为其目的论、"安身说"为其本体论、"格物说"为其方法论,构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冲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超越。研究学习王艮民本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