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王莽九庙”建制之谜

汉长安城城南发现的十二座建筑基址群,黄展岳先生判断为“王莽九庙”遗址,认为除王莽自定的九庙外,另外还增加了帝喾、田和、田建三庙,合为十二庙。顾颉刚先生认为多出的三座应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给后世子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王恩田先生则认为这组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王朝所建的祖庙。从王莽尊崇的周代宗庙制度来分析,依照“三礼”记载的宗庙“昭穆”“迁祧”祭祀制度,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更为可信。而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而各基址“四向五室”的格局则源于西汉时期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五行宇宙观。

昭穆解惑——兼答赵光贤教授

笔者曾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一文,认为昭穆制度起源于西周鲁国"一继一及"继承制度,并随继承制度的演变而演变。西周兄昭弟穆是原生形态。春秋时代,规整的一继一及制谱系被打破,出现了既有兄昭弟穆,又有父昭子穆,个别还有弟昭兄穆、兄穆弟昭的不规则次序,属于昭穆制度的次生形态。进入战国,父子相传成为定制,与之相应昭穆制度出现了父昭子穆的格局,这是昭穆制度的再生形态。该文草成后,投稿某编辑部并进入外审程序,笔者有幸收到署名赵光贤的外审意见。赵光贤先生是研治西周史的著名学者,专著《周代社会制度辨析》为学界熟知。可惜的是该书未涉及昭穆制度,因此,关于拙稿《周代昭穆制度源流》的审读批语,某种程度上应该能代表其对于昭穆制度的一些观点,更显珍贵。鉴于批语中的不同意见,深感许多问题如昭穆指受祭者还是祭者、能不能表兄弟关系、鲁制与周制的关系,以及昭穆史料的辨伪等方面,很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并期望由此引起更为深入的研究。

基于大遗址保护的现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初探——以西安中钢厂为例

文章探讨王莽九庙遗址和中钢厂旧厂区工业遗存地层叠加时的共生保护与利用。文章首先对两个保护对象分别进行价值评估和保护利用的策略探讨,再对两者地层叠加时共生保护的策略进行探索,使得王莽九庙遗址和中钢厂旧厂区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自成体系又能相互对话。

遗产叠压地段大遗址保护与工业遗存保护利用的互动影响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与公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遗产保护在当今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体现出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研究内容丰富且研究成果丰厚,但在处理遗产叠压地段遗址与城市或是多时代遗存间关系方面的经验与实例仍然有限。因此,本文通过对双遗产叠压地段保护对象的研究,总结梳理得出王莽九庙遗址保护与中钢厂旧厂区工业遗存保护利用的互动影响关系,归纳出互动影响关系对其各自保护利用的启示,并为双遗产的保护和更新提供建议和策略。

《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简介

《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246页,有线图172幅,另有9个插页,文后附黑白图版440幅,定价200元。本书收录了考古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