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形象的互文书写——《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对照解读

《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中的“父亲”形象,构成了显著的互文现象。作为两种创作路向,自传和小说相互提供由文外看文内的参照性史料。《王蒙自传》为《活动变人形》“父亲”形象倪吾诚的虚构,提供了政治与心理动机的说明;以《王蒙自传》父亲王锦第为原型,在倪吾诚形象的生成中,见出作家艺术表达中重抒情想象的情感审美,重政治意义的逻辑起点和真诚勇敢的心理线索;受小说人物影响,王锦第与倪吾诚同构,因而在史实、史评、史思三个层面偏离了传记人物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思想性。由此可见,关注传记与其他文类编织的史料网络,可弥补文学史偏于虚构文学而致的结构性缺失,赋予文学研究以历史维度和思想质感。

论《王蒙自传》的“自我”重构

既往研究多侧重“史”的诠释,对《王蒙自传》作为“文”的价值关注不够。事实上,正是经由“自传”,王蒙才得以从幕后走向前台,实现对自我的审视与认同、解释与辩护。而政治与文学之间“跨界者”的身份定位,也使其达成了“中道王蒙”的“自我”建构。同时,王蒙“自传”,也为考察知识分子如何“再造”自我,以及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解与契机。

20世纪90年代王蒙小说中的矛盾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20世纪90年代,王蒙小说叙境中包含了诸多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前瞻与怀旧的矛盾,纪实与虚构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悖反性地统一在王蒙的小说中。而所有的这些矛盾,又都可以归结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时代的这一矛盾聚焦纽结在王蒙身上,使他成为言说时代矛盾体验的代表之一。

新疆维吾尔民族文化与王蒙小说“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

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并通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深入多民族文化内核。这段经历成为王蒙新时期“思想和文学创作新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王蒙新时期创作主题的拓展、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等都离不开他的“新疆经验”,尤其是维吾尔语言文化经验。例如,王蒙在《这边风景》中,就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汉/维双语混合思维下的汉语叙事特征,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了“多声部”的现象。这一创作经验为其“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胞疑云:陆治款《仿王蒙山水图》的鉴定研究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及龙美术馆均藏有一件陆治《仿王蒙山水图》。经鉴定:台北故宫本即《石渠宝笈》著录的《仿王蒙林壑萧闲图》原物,但非真迹;香港艺术馆本未经著录,也非真迹;龙美术馆本曾被认为是《石渠宝笈》著录的陆治《仿王蒙还丹图》,实际可能是著录的另一件陆治《高士听泉图》原物,但也非陆治真迹。

瞬间或永恒--王蒙小说的时间观

王蒙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是独到的,他不完全按照自然时间顺序来延续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是通过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穿插的方式来处理小说。除了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之外,量子时间的加入也让王蒙小说中的时间形态更加有意味,在量子时间的观照下,王蒙的小说出现了云叙述的状态,在叙述上的无始亦无终让王蒙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文体界限,这让王蒙的写作更加自由,作品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艺术形态。

王蒙《葛稚川移居图》解读

《葛稚川移居图》是元代画家王蒙独具特色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葛稚川移居图》的形成因素、图像和笔墨、递藏顺序及影响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基于对图像的分析深入解读《葛稚川移居图》。

王蒙《这边风景》艺术成就探析

王蒙的《这边风景》是描写边疆各民族生活的经典之作,是当代文学一次跨文化写作的成功试验,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艺术性。小说成功地描绘了边疆的自然风光,全景再现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俗风情,表达了各民族共同劳动、团结一心的主题。小说融入了维吾尔人“塔玛霞尔”式的生存哲学和维汉混合体式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这边风景》在双重文化视域的交替下,展现了新疆个性化的魅力,拓宽了西部文学的广度与深度,是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成功实践。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期待与追远——论王蒙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

王蒙在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能够回忆成小说的人,也用小说来期待与追远。”很显然,他是试图在这部新作中表达内心的某种遗憾、失落、理想和愿景。这部小说创作于2021年,次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时的作者已是87岁高龄。那么,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并且获得了极大荣誉之后,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要在鲐背之年一吐为快?他“期待与追远”的又到底是什么呢?在仔细阅读并深入思考之后。

王蒙作品的英译及译介策略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同时,王蒙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现有研究对王蒙作品的英译情况与译本的接受情况介绍较少,缺乏从翻译视角对译本质量的评价和对译者译介策略的探讨。本文将梳理王蒙作品的英译与接受情况,考察其作品译介面临的困境及译本采取的策略,并通过分析重要译者朱虹的译介实践。

王蒙小说听觉书写与人物塑造

王蒙作为一个感官型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大量感官书写,其中听觉书写尤为显著。听觉元素在王蒙小说中的积极参与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聆察”王蒙笔下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王蒙通过对人物“语音独一性”的摹写表征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地域等个体标识。在声音的现代性叙写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识流淌也与听觉感知紧相连属,表现为人物的“心声”、联想的听觉化和与视觉结合的听觉印象。同时,人物内在的生命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声音景观同频共振,展现了在历史与时代浮沉中虽经历坎坷却仍充满坚定意志与希望的“王蒙式”艺术生命形象。

王蒙青春体小说中年轻人的形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王蒙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充满激情地开展文学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创作中,王蒙始终不断地书写青春,用一部部作品来记录共和国第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正是因为对于青春的追寻、赞美与反思,为王蒙小说赋予了更为丰富的青春内涵。在王蒙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始终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保持着对于年轻人的热情与赤诚,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塑造了诸多年轻人形象。基于此,主要针对王蒙青春体小说中的年轻人形象进行分析,从任务活动的环境、情节以及人物描写方式等角度出发,加深对其文学作品的认知。

拟态环境下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研究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赛事转播中,王濛式解说成为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受众的热议话题。根据拟态环境理论,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动层面分析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从赛事解说者层面、赛事转播商以及受众层面探讨王濛式解说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以期提升体育赛事解说的传播效果。

数媒时代体育赛事直播解说风格分析——以“王濛唠嗑式解说”为例

体育赛事解说走过了三个阶段,分别经历了广播时代、电视时代到现在的数媒时代。数媒时代,因为5G技术和移动设备终端的高速发展,体育赛事直播解说成为画面场景和有声语言的结合体,同时也催化了不同解说风格的形成。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在2020年12月正式和央视签约,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转播权。在本次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的解说中,黄健翔和王濛搭档组合,其独树一帜的解说风格使咪咕在内容高度同质化的奥运会转播中脱颖而出。为了研究数媒时代体育赛事直播解说风格,文章以王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中的解说表现为切入点,采用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阐述体育赛事解说主流风格的转变,分析数媒时代体育赛事直播解说风格,总结出王濛“唠嗑式解说”风格的三个特点:一是高频出现口语化的习惯性语言;二是风格偏向日常化的随意性表达;三是注重和解说搭档的互动性配合。最后以小见大,提出“唠嗑式解说”对体育赛事解说事业发展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促进了媒体机构的良性竞争,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二是增强体育赛事解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意识;三是促进体育解说事业的蓬勃发展。文章旨在说明以王濛为例的“唠嗑式解说”不仅使体育赛事解说风格变得富有多样性,更促进了体育赛事解说事业的繁荣向前。

杜琼《临王蒙太白山图》考

该文探究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杜琼《临王蒙太白山图》与王蒙《太白山图》之间的联系,画面用笔钤印与杜琼名下其余画作的对比以及卷后跋文的来历,证明此卷归入杜琼名下或失之偏颇,进一步探究杜琼的绘画理论在实践中的表现及其对之后南北宗论发展的作用。

王蒙小说的“重复”书写——从长篇小说《笑的风》谈起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① J.希利斯·米勒认为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来源于多种重复现象的组合。王蒙是一位善于利用“重复”进行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里交织着多种不同的重复样式,复调性地拓展着文本的魅力。长篇小说《笑的风》非常典型地同时具有多方面的重复性结构。“笑的风”作为言语成分的显性重复,内蕴着一种诗的理念,并以过剩的方式体现着特征的奇异性。

论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的“在路上”——以王蒙、张承志、张贤亮以及红柯等作家笔下作品为考察核心

西部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人文景观,使得作为个体人的渺小相较于西部广袤的大地,其反差便愈发凸显。“在路上”的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的实际生存体验以及言说表达相契合。这种叙事模式,在王蒙以及张承志等作家笔下的西部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通常将叙述人物主体放置于广袤的地理环境中,或是一人踽踽独行,或是一人一马,构建了独具西部特色的文化景貌。而描写一个人“在路上”的叙事模式,也随即成为作家笔下重要的书写与言说对象。对“在路上”这种小说叙事模式的考察,为我们理解西部作品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研究视域与美学参照。

互文语篇论域下王蒙经典文本语言风格探析

王蒙的小说以其繁复的思想内容,腾挪变换的艺术风格和别出心裁的语言表达在当代文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来为学者关注。论文在东方意识流等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立足于语篇语言学和互文性理论等新的分析论域,探析王蒙经典小说文本隐性的语言风格特征——细腻雅致,并借此探讨语篇语言学及互文性理论分析文本的可实践性和广阔前景。

王蒙说“无端”

2002年4月14日,当代作家王蒙在安徽师范大学大礼堂做了一场学术报告,题为《说“无端”》,话题由李商隐《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之“无端”说开去。王蒙说到一则趣事:有人在《北京晚报》撰文称白居易的《花非花》一词是一则谜语,这位作者家的保姆猜出它的谜底是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