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贵与李香香》谈秦腔现代戏的创新

《王贵与李香香》是2017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一部大型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当代秦腔导演对传统秦腔创新与创造性发展的代表,是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戏曲结合的一次尝试,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融合、借鉴的成功案例。它延续了传统秦腔的唱腔与表演,在传统秦腔基础上有守正,有创新。本文从剧本、唱腔与音乐、表演与舞美等三个方面对《王贵与李香香》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现代秦腔戏的创新对于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经典题材故事改编有启示作用。

文学史定位与《王贵与李香香》的经典化历程

在1942年解放区诗歌创作掀起的“民歌体”热潮中,后起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出场”的频率较高。文学史著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密集呈现,使之已然成为了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代表之作。本文从诗歌接受视域出发,以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为研究入口,爬梳了《王贵与李香香》在文学史著中的出场情况,勾勒文学史著对于《王贵与李香香》之经典身份给予认同与定位的历程,考察《王贵与李香香》得以逐渐经典化的情形和状况。

明代王贵《山东盐法志》考述

明代山东首部盐业志书《山东盐法志》,存在许多疑问。对其作者王贵的生平,学界或语焉不详,或存在讹误。本文依据文献对王贵及其《山东盐法志》进行考述。

《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以三边地区顺天游为艺术基础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新诗民歌化、大众化的标志性作品。此诗有若干版本,手稿本、初刊本、新华书店本、人文本、人文二版本等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这些版本的校释与还原,可以触摸到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群众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言与思想的变迁。从方言入诗到去方言化,从独尊解放区群众口语到对群众口语的地域分化与悬滞,则是《王贵与李香香》版本变迁中屡经反复的具体细节。

《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的比较

《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两部民歌体叙事长诗既有很多共同之处,又风格各异。前者重叙事,突出"信天游"的原汁原味,地域特色浓厚,人物刻画类型鲜明;后者重抒情,有歌剧味道,强调思想教育性,在民歌运用上有进一步的探索。

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和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其经典化的过程实质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权威、编辑出版、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等多种因素合谋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电影学视阈下的《王贵与李香香》——兼及延安文学的当下意义

延安作家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用传统民间的诗性语言讲述了一个三边民间的革命故事,具体地说是一个革命加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既体现了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表现了具有民间趣味的爱情故事,适合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改编素材,但却与十七年电影擦肩而过,不过其蕴含的故事元素与故事结构为故事重写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它所包括的三重母题即拯救、爱情、为富不仁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故事源自中国革命时期的实际生活,具有鲜明的中国经验与本土色彩。

《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批评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版本流变过程。"人文本"较之"新华本",在比兴运用、词语准确性和生动性以及语言的通俗性和音乐性等方面都作了修改。通过这些修改,长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红色经典的价值重建——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

秦腔版的《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再次证明了红色经典和传统戏曲这两大文化资源在当代文化价值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经典作品提供的是精神和气质,传统戏曲更是当代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宝库……

多文化维度下家庭伦理剧中人物的冲突与融合探析——以《金婚》《王贵与安娜》为例

《金婚》与《王贵和安娜》两部剧的时间维度都横跨两个世纪之久,年代感十足。并且,此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发生迅速更替流动的阶段,处于这个时期的人们的生活观念,思想方式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旨在多文化维度下,对《金婚》《王贵与安娜》中所表现出的人物的冲突与融合进行分析。

相似的经历 不同的结局——从祥子、王贵论进城农民的人生与出路

农民进城问题是百年来中国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农民凭着各种理由和方式走进城市。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算是早期进城者的代表，六六小说《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中城市农民王贵、亚平、海萍等人也可看作现代知识分子进城者的代表。他们有着祥子样的人生经历，由于社会现状不同了，王贵他们的经历也就发生了变化；结局虽然不同，但过程和矛盾却是相似的。从祥子、王贵等人的不同经历和结局不难看出现代农民进城的出路在哪里，那就是农民的主动转变和城市的主动接受。

论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新诗的革命美学特征——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新诗呈现出富有张力的革命美学特征,成为“大众化”与“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在诗歌表达上完成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巧妙融合,从而塑造了一批富有典型特征的农民形象,在时代背景下传达出革命斗争主题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对李季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阐释,呈现出这一特征。

金秋十月再回首——忆红色歌剧《王贵与李香香》

提起60年前在北京上演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现在的国人似乎还有些陌生，当年创作歌剧时的激情与热情也早已尘封在老一辈艺术工作者的记忆里。岁月如梭，在这庆祝建国6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再忆《王贵与李香香》，是对新中国60年歌剧艺术创作之路的致敬。

《王贵与李香香》中的比兴手法

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手法，二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已经大量运用。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历史中，历代文人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这一手法，人们也不断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总结，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描绘形象、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为有源头活水来”——从《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看解放区诗歌创作的特点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诗歌，尤其是长篇叙事诗，以新的内容与形式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宝库。其中，尤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两首长篇叙事诗为突出，它们较好地体现了当时解放区诗歌创作的新风貌。

《王贵与李香香》艺术三题

《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出现的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它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把民歌引入'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领域,使新诗在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情爱描写基因探寻

李季以“顺天游”民歌为艺术基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描写了王贵和李香香的恋爱过程,从少男少女初恋时的懵懵懂懂难于开口,到新婚三日送离分别时的依恋不舍,再到香香深陷强娶困顿时的思恋坚贞,每一处情爱描写都可以在“顺天游”民歌中找到基因,探到原型。李季将“顺天游”民歌情爱描写的精妙之处加以整合融入到诗歌之中,使得诗歌在情感表达上既具有“顺天游”民歌通俗、直白、大胆的特点,同时兼具了诗歌本身表情达意的深刻性。李季的这一举措,开创了新诗的民歌化、大众化,为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开辟了新道路,创立了新典范。对当下中国诗歌存在的过度文人化,过度意象化问题,以及诗歌口水化与低俗化倾向是一个有益警示。

秦腔融入现代人生活的一幕大戏——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开幕演出,精彩亮相于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该剧运用多种现代艺术手段,生动地展现了70年前三边地区人民走上革命的坎坷历程,再现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欢与革命发展中的壮阔景象。文章主要从史诗品质、艺术风格、文本创作、人物形象等方面论述了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特色,并肯定了其对现代戏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浅谈《王贵与李香香》的抒情特征

四十年代以来的叙事诗,大多以叙写劳动人民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终于获得自由解放,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为基本主调。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虽属此类,但却摆脱了单调固定的模式,从而使主题在浓重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渗透中,显得格外深沉。如果说《王九诉苦》、《漳河水》、《赵巧儿》一类的叙事诗还存在着机械配合土改政策的宣传,人物命运的转机被置于相似模式之中的话,那么,《王贵与李香香》则是超越了上述诗篇的思想层次。即《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从诗歌到秦腔现代戏

《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形式由诗歌成为戏剧,在叙事方式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文章从革命话语、爱情故事和乡土背景三个层面,分析《王贵与李香香》从诗歌到秦腔现代戏的过程中,叙事内容和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