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歌——浅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

曾有评论说毕飞宇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回应说：＂说起我写的人物女性的比例偏高,可能与我的创作母题有关,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伤害＂。[1]伤害,是毕飞宇作品的关键词。他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古典的忧伤,他用平实朴素又暗含讽刺的语言叙述了社会对女性爱的缺乏,乡村女性为生存环境改善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男权伦理社会对女性无意识的伤害。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

鬼的纠缠与人性的扭曲

《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在选载中篇小说《玉米》时,作者毕飞宇曾附了一段声明,题为《我们身上的鬼》。在这个声明中,毕飞宇说:"在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人不可以在人上,人亦不可以在人下--人理当在人中,……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作者所谓的"人在人上"。

沿途的秘密:毕飞宇小说的修改现象和版本问题

修改是毕飞宇文学实践中的重要现象。一类修改是作家出于艺术的自洽或编辑意志的介入而导致的文学修改,并形成了不同文学版本,这类以《推拿》大陆版和台湾版、《相爱的日子》期刊版和文集版为代表。另一类是文本发表之前作家的增删、改写所形成的"前文本","前文本"常常秘不示人,但蕴含了创作的诸多秘密,这类以《玉秀》发表前的洁化修改和《平原》的大量删减为代表。本文以版本学的方法考察毕飞宇文学创作中的修改现象,勾勒同一文本的版本变迁和异文增删,分析版本流变的内外因素,评价不同版本的表达效果和叙事逻辑。同时,通过渊源批评的方法,分析毕飞宇创作中的"前文本"空间及其与定本之间的转化,以此呈现作家修改作品过程中体现的艺术调整和审美变化。

现代“青楼文学”及其它

2005年第6期<小说评论>发表了一篇话题比较特别的文章,即贺绍俊的<我们从"青楼"里看到了什么>.该文分析了近年小说中有关妓女题材的创作或有关卖淫现象的描述,列举了阎连科的<柳乡长>、林白的<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季栋梁的<燃烧的红裙子>和乔叶的<解决>等作品.由此又论及中国传统文学有关"青楼"的描述,并将古今创作意识和审美表现作了些比较.或许由于文章主题所限,有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未能涉及或展开,涉及作品也有限,但这个话题不仅有丰富内涵,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被包围的“民间”——《玉米》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两点民间因素比较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