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

试析欧阳修的王道理想

欧阳修作为北宋仁宗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生涯重在以德为先,再调和人、事、天三方面的关系。他节义昭著的君子世界,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关,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君子的内在修持,另一个是君子的外在作为。内在修持的部分是欧阳修理想的"内圣"表现,而外在作为则是欧阳修"外王"的积极态度,他也是透过这两个进程,来实现他的王道理想的。

浅析孟子以人性善为基础的王道理想

孟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都在各国游说，宣扬他的王道理想，希望各国的统治者能以仁政来治理天下，本文将对孟子的王道理想进行分析，梳理王道理想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实现途径以及局限性，以期加深对孟子王道理想的理解。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应然指向与现实困境——以《孟子》为探讨中心

王道政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传统政治资源,各家人物都借此来阐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应对方案,对于儒家而言更是如此。儒家认为源于天道的王道具有自明的正当性,理应是理想且可行的政治制度。基于这一政治立场,儒家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对王道政治作了理想化处理,进而将理想化了的王道政治视为一种必然会实现的政治制度,在侯王间游说。礼乐的崩坏与霸道的盛行,让王道政治在现实社会的落实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门在产生分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让王道理想得以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王道政治理想的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评李锋《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

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治理状态与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之本质内涵、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要得到合理的理解,离不开对道义原则及其天理人性基础的深入研究。李锋的《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更抽象化和形上化地对朱熹王道理想的本质内涵进行概括,对王道政治中道义原则优先性予以证成,对作为道义原则之根源的“天理人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完成了对王道政治理想的道德证成,并据此反思朱熹为王道理想提供道德正当性证成的工作对于治理现代化的借鉴意义。但是,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当性基础时,其必须对古典政治理想的价值追求与有效性边界保持清醒的认识,克服其中各种前现代的成素。

董仲舒的批判精神与王道构建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董仲舒告诉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代表了《春秋》及公羊学精神,目的是批判现实,拨乱反正,重建王道秩序。董仲舒解释王参通天地人,能使天下万民归往。王道核心是仁义,主体是礼义。董仲舒提出“王道四纲”,由天之阴阳之道,推衍到夫妇、君臣、父子三大人伦关系;通过天人感应理论论证“天为王纲”,形成了天子受命于天、受命之符、灾异理论等,以天的权威限制君权;盛赞古代圣王之治,高扬王道理想,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古代圣王,建太平之道。

经学视域下干宝的《易》史意蕴与王道追求

东晋易学家、史学家干宝,在承继汉易一脉的经学诠释基础上,通过对《易》文本的把握做出引史入《易》的尝试,借“五德终始”说印证周代商兴之古事,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天命转移观念,实现了易学与史学相互融合、会通,彰显了王朝更迭背后人文德性的力量。干宝诠经,以其严谨的治经、治史态度,接续了孔子之《春秋》、司马迁之《史记》一脉的春秋学精神。他以元亨利贞四德与《春秋》五始对举,透过周革商之史实,对当时的司马氏家族以及后世君王提供借鉴,表露出其以史鉴今、人文化成的王道理想。借注《序卦传》《杂卦传》,干宝阐发《易》天道下贯人道、三纲六纪的天道人事思想意涵,揭示道与事的变动不居与人事灵活变通之应然价值;他将人文化成的王道理想实现的关键落实于受命于天的圣王,对圣王品格提出了高度期许。

传统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一种历史的分析

传统儒学从其产生起,便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存在的,是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它以实现王道理想为最终目标,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并努力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论述和解释,进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当然,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因此,以阶段历史的进程为线索,选取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并以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发展历程为对象,试图以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和宋代新儒学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述,来诠释传统儒学的这一政治哲学特质。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燕王哙为什么要让国?——《孟子》新读之七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与齐宣王有一段融洽的时光。此时,孟子的“四端说”已经形成,他决心用“不忍人之心”启发齐宣王,使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环顾当时各国,齐国最有条件实现仁政和王道理想,孟子对齐宣王抱有极大的期望。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

论“天人三策”的思想意义

礼坏乐崩后以怎样的思想理念结束"百王之弊"的苦难,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是汉武帝时期中国必须赖以理性运思解答的历史难题。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这一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历史难题作出了深入思考。汉武帝以"政统"诏书将儒学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对如何结束一个王道不存的历史发出追问,显示出复兴王道历史的抱负。由此,王道历史观由儒家私门叙述上升为民族集体叙述。而董仲舒则以"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迹之于古,考之于今"的精神规模,辨明了儒学与天地古今同在的正义性与法理性,又坚守忧念民生的儒学大义,力劝统治者以改善民生为政治要务。汉武帝与董仲舒分别作为政统与道统的领袖人物,翻卷起一次激发民族知性力的思想浪潮。

王霸之争与西汉王朝的灭亡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儒学所倡导的王道理想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信仰。而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却依然在沿着霸道政治的路线前进,虽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危机,但和儒生所要求的太平盛世却相去甚远。于是儒生和汉家政权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批评的言论逐渐趋于激烈,直至要求汉家皇帝退位言论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莽以近乎圣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承诺带领大家实现王道理想,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支持,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汉家政权。思想学术领域内的王霸之争也是导致西汉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诗经》里的战争与和平

《诗经》研究的题目虽然无穷多,但是前贤的成绩已如此广,创新难为。尤其是《诗经》本身的研究,除非采取融合既有、游走边缘、跨越新区的手段,难有重要的新发现。本文的方向,乃是采取先秦诸子以来,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文武合一'思维,从'斌心雕龙'的角度,对《诗经》中'战争与和平'这个题目,利用电脑字频检索,作简略的探讨。并思考地理文化,以及好战基的背景对诗和文明的影响。、并重新审思中华优良文化传统中,文武合一,王道和平,天下为公思想,对现代中国以及国际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