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基于《湘绮楼日记》的考察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是四川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是其教育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湘绮楼日记》是研究王闿运思想、教育活动以及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基于对《湘绮楼日记》的考察,分析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王闿运受聘为尊经书院山长,是由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力促成。入院主教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重视日常礼教、革除积弊陋习、恢复书院藏书功能等。他倡导实施实学教育,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为根脉,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此外,王闿运非常注重书院的考课制度,亲自参与课卷的评定。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王闿运在学术和生活上与院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蜀地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蜀地学风、士风的转变。其教育规式成为全川学府学习的典范,对晚清时期的四川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人书法 唯勤与恒——王闿运的书法艺术探析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年间举人,曾入肃顺、曾国藩等幕府,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历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后授徒于湘绮楼中。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

王闿运的唐诗贬抑评价与其诗学趣味——以《唐诗选》中的负面批语为中心

通过对作品的负面评价,可以明确地捕捉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唐诗选》是王闿运毕生研究、选编、批点唐诗的成果结晶。从《唐诗选》里的评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在诗歌韵味、文体、伦理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如追求真情景而反对空言、追求真诚而反对虚伪的诗韵追求,讲求文体新创和章句安排的文体追求,对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坚持等。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王闿运兼综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

作为晚清颇具盛名的经学家,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广涉经史子集,其经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而是独树一帜,具有今古文兼具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咏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耕不辍,博洽多通——王闿运的著述、刻书与治学特点

王闿运(1832-1916)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从王闿运的几部经学著作可以看出其兼综经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同时,王闿运极为重视书籍的收藏与刊刻,他于1879年在尊经书院设立了专门校书刻书的尊经书局,对于传播古籍,提高院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促进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良史乎,谤史乎?——关于王闿运《湘军志》百年纷争的评议

王闿运"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一部《湘军志》引来百年纷争,迄今未能定案。良史、谤史之称交互更替。梳理百年来关于王闿运与《湘军志》的纷争,揭示和阐述地方人物和历史究竟应如何认识和书写,这并不是简单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王闿运经学研究综述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环节。历来,学者对此研究不多,但也时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的视野里。从晚清学人的点评到时下学人的初步研究,主要围绕其经学特色、治经方法、学术影响而评价,亦有其著作考辨和资料整理。大体而言,晚清学人认定王闿运经学的传统性而有新意;民国时期学人大多评价为无发明而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当今学人则有“传统”与“创新”的论说。可见,王闿运经学研究还是处在一个言人人殊的状况,其经学全貌与内涵不得而知。因此,王闿运经学研究任重道远。

试论王闿运的“治情说”及其审美倾向

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迨至近代,王闿运标出“治情说”,对作家创作心理和读者审美心理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王闿运(1832—1916)是湖南湘潭人,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他历经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入民国,终年八十五岁,人称“湘绮老人”。他是当时“汉魏六朝诗派”的盟主,曾被奉为“诗坛旧首领” (《光宣诗坛点将录》)。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军志》等传世,其门人辑有《湘绮楼全书》、《湘绮楼说诗》。

王闿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王闿运是晚清民初著名经学家、文学家。阅读、笺注、著书融贯其一生,经学与诗文独树一帜。文章从"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为学当治经"的阅读教育论、"治经必先习礼"的阅读方法论、"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四个方面探讨了王闿运关于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期冀对王闿运学术思想以及经典阅读研究有所启发。

相知与相离:王闿运与郭嵩焘之交谊探析

王闿运与郭嵩焘为晚清名人,为同乡且又同为湘军集团的成员,一生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依照时间顺序,他们之间的交往大致可划分为呈曲线变化的三个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王、郭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私事,双方的关系以鲜明的个案非常深刻地折射出近代湖南人在学术与政治等方面呈现出的分歧,是晚清变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缩影。

王闿运山水诗初探

王闿运为近代诗坛汉魏六朝派代表人物,其天性好游与壮游旷览,成就了其近代山水诗人的地位。其诗笔既涉及故乡湖湘山水,亦描绘江南、西北、西南异乡风光;体裁以五言诗为主,有汉魏六朝绮靡之风,亦不乏七古长篇,学盛唐之长。王山水诗与以龚自珍为代表的近代山水诗借山水寄寓政治理想的主体范式不同,基本上是单纯的模山范水,或抒发一己之情怀。王山水诗于近代诗坛盛行宋诗之时,独树一帜,增添了异样风景,自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