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双师型”教师自主发展路径探索——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启示

教育家精神是引领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崇高精神内核,是职业教育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关键。“双师型”教师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以及“双师型”教师自主专业发展中的“教师主体性”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运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前“双师型”教师自我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专业信念缺失、主体动力不足、学用知行脱节、反省反思不足、教学智慧缺乏等问题进行归因;在王阳明思想中“为己-克己-成己”的个人成长进路的启示下,探索出“双师型”教师“志业-敬业-乐业”的自我专业发展进路,形成以“立志为先”铸就信念之魂、以“心之本体”激活主体动力、以“知行一体”提升理实结合能力、以“省察克治”践行自我革命精神、以“事上磨练”促进职教智慧生成、以“万物一体”心境引领职教发展,完成教育家型职教教师自我实现的专业发展路径。

“自然”与“深爱”:王阳明孝论的特点及其人文价值

具有内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孝解释良知的这一接转过程,是对上述问题比较切近人情的回答。具体来说,“四心”“四德”皆是良知的“表德”,孝直截了当由本心发出,不必透过“已发”来透显“未发”。阳明以知行合一范导孝行,知孝与行孝属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向度,彼此不存在先后时间差。耻是唤醒良知的情感装置,良知借助耻而复苏在时间上存在个体差异。阳明孝观念具有“自然”与“深爱”特质,孝发自本源性的“深爱”情感,而不单纯是伦理与道德的应然而然。阳明之孝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局限的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观念。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王阳明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及其学术史意义

阳明依循朱子借由《大学》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进路,致意于《大学》的新诠,从文本和义理两面对朱子的《大学》诠释展开全方位的辩难。在文本方面,阳明力倡古本《大学》,驳斥朱子改本《大学》,构成《大学》文本双峰对峙的格局。在义理方面,阳明从教养兼具的政治哲学立场否定朱子的“新民”说,奉行“亲民”说;进而以体用模式而非朱子的本末模式来重新界定“三纲领”的关系;在“八条目”以何为首、为纲上,阳明则先推崇“诚意”,后主张“致知”,反对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工夫的主张。阳明对朱子《大学》的批判性诠释,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纠补朱子学的流弊;二是耸动朱子学的地位;三是推动《大学》研究的高涨。要之,阳明借由《大学》对朱子展开批判性诠释所形成的学术思潮“朱、王之争”,成为中晚明以来学术史上的一条主线,范导着学术的走向和士人的抉择,也为今人细化和具化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以良知说礼:王阳明礼学思想特质的再探索

阳明礼学思想主要被诠释为“以心言礼”或“以情说礼”。“以心言礼”说认为阳明在朱子“礼者,理也”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从而打通心、礼之间的关系;其实“以心言礼”的言外之意是以良知言礼,只是阳明早年未能将“良知”二字点出。“以情说礼”能突显阳明学重情的特点,也更好地回应了礼之标准的问题;但人情背后真正具有判断作用的是良知,“以情说礼”最终仍要归本于良知。阳明把良知视作明觉之体,在礼学实践中力图唤醒人心之中的良知,弥合礼义和礼仪之间的隔阂,故“以良知说礼”方为阳明晚年礼学思想的定论与根本特质。由于阳明在讲学中不拘定法、因病施药,其弟子所体悟的良知也各有不同,这导致了阳明后学礼学思想的分派与流变。

论明代余姚王阳明家族的家教与家风

家教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家族十分重视庭训家教、养成家风。明代余姚王阳明家族秉持孝悌传承,践行忠义良风,注重蒙以养正,其家教家风具有独特风貌与鲜明特点,可以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一是继续传承孝长慈幼的道德风尚,二是将忠义良风转化为家国情怀,三是在立德树人背景下,构建新时代“蒙以养正”儿童德育体系。

以文促旅: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构建调查

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构建主要以王阳明为文化内核,以文学景观为切入点。依据内容分析、访谈、问卷等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证明这一旅游链的构建有充分可行性和光明前景,提出虚拟文学景观实体化、构建集体记忆和以“文”达“妙”等发展策略,并剖析构建王阳明文学景观旅游链的文化价值、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该调查为一体化传播王阳明文化和推动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对贵州现有文旅项目的补充,也是黔学发展的重要推力。

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初探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长期以来被业界视为明隆庆六年(1572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翻刻本而未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对此书刊刻缘起、刊刻者进行分析,明确此本为广西官刻本。经与《王文成公全书》“杭州本”“南京本”进行比对,确定“广西本”重刻底本为“南京本”,并参据他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纠讹、补脱等校勘工作。此次对其初步探索,为研究明代广西刻书史以及阳明学在广西的传播提供线索,对今后阳明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 生平及其治学影响

李渭是黔中王门大师,一生经历了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朝代,其生平经历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思南读书,云南科举,南京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二是为官从政,参学悟道的中年时期;三是讲学著述,教授弟子的晚年时期。他一生为学立志为圣,好学深思;虚心向道,拜访名师;兼容并蓄,学宗心学;力倡先行,笃实为仁;发明毋意,富于创见。其为官廉洁奉公,仁民爱物,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操行清白,表里如一。归里后又著书立说,立言不朽;讲学传道,弘扬心学;教授弟子,惠泽后人。明神宗誉之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后人赞之曰“黔州道脉由公肇”。本文为《王阳明黔籍再传弟子李渭家世考述》之姊妹篇。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内科教学中的王阳明教育理念应用

王阳明在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主张,其主张大多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一致,主张启发式教学、注重实践、培养良知和道德品质、个性化教育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内科学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和困境反映了医学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机遇。将王阳明的教学理念与内科学教学相结合,强调学生思考病因与治疗方案,在实践中培养诊断技能的同时,注重患者关怀与人文素养的培养。提倡个性化医学学习计划,鼓励学生发展专业兴趣。强调医生的社会责任与医学伦理,促使学生关注公共卫生问题。这种综合的教学方法旨在培养既有医学技能,又具人文关怀的医疗人才。

论王阳明的修身之道——融合三家思想的多元探索

本文综述了中国历史上重要思想家王阳明的修身之道,并探讨王阳明思想与实践的多元特征。文章回顾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纷争与道德探索,介绍了王阳明的修身历程,包括其悟道经历、修行阶段和“四句教”的含义,指出王阳明提出的修行之道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的特点,以及对两类修行者的探索。王阳明的修身之道,重在强调个体在实践中不断打磨、雕刻自身。

告子是禅?——宋明理学儒释之辨的一个议题

理学兴起后,辨儒释、攻异端便成为理学家的重要课题。在重新审视儒学史上的孟、告之辨时,理学家发现告子所云诸多言论与禅宗“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作用是性”颇有相似处,因此提出“告子是禅”这一命题,直将告子视为禅宗祖师。不仅如此,理学家“告子是禅”也关联着他们对霸儒、异统的批判。朱子及其弟子屡次将告子之学与陆象山相联系,而李材、顾宪成、刁包、熊赐履等人则将告子之学与王阳明相联系。既然告子是禅,那么陆象山、王阳明无疑也是禅。批驳告子,即可收到清理儒学门户、攻驳陆王的效果。不过,“告子是禅”也引起佛门释子及好佛士人的不满,麦浪明怀、曾凤仪等人曾对此予以严正驳斥。告子是禅抑或非禅,成为宋明时期儒释辩论的一个热门议题。

王阳明“山中观花”的现象学研究

王阳明与友人“山中观花”的问答,深刻反映其“心外无物”思想,王阳明针对“心外无物”如何容纳客观自然存在物这一难题,直接予以了存在论域的解答。王阳明的思想与胡塞尔对存在信念的悬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当个体未来看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个体来看花时,“此花颜色”对心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这一认识可以用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中涉及的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构造作用与对象的视域性显现来进行分析,而“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味着花的“寂”与“明白”这两种现象都内在于个体意识。通过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山中观花”,可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看法,更深入认识个体意识与现象世界的关系。

心即礼——王阳明心学体系下的礼学重建

王阳明在其心学体系中对礼学进行重建,内容包含以下三点:首先,礼是心之“条理节文”为王阳明礼学的原理。良知和礼是本末源流的关系,礼是良知在具体情境中的自然呈现。其次,致良知是王阳明礼学工夫的头脑。礼节的研习有必要,但只有处在与良知的本末关系中作为致良知的途径才有存在的意义。最后,权变是王阳明礼学实践的原则。当礼节之间因条件限制无法兼容必须有所取舍时,应视价值高低裁断。王阳明主张以良知为根据,兼顾风俗,以简易为原则改革礼制,乡约被纳入礼籍。王阳明礼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个体性、变通性、大众化和实践性。

从本原、万物和人类之发生的角度重构王阳明的气化宇宙论

气化宇宙论是一个贯穿于王阳明一生思想的哲学观念,具体表现在本原、万物及人类的发生这三个方面。第一,在本原上,基质由客观的抽象规律“理”,及物质运动“气”所构成。其中,恒常的理制约了运动着的气,变化的气承载了规范着自身的理。理气,在统一的层面上看便是本原“道”;在分殊的层面上看便是现象“物”。第二,在万物上,汇聚了一切理气的本原必持续地生化,并化生出具足了规律性及物质性的诸多自然现象,如天地、日夜及四时。理气会透过在比例上的动态分布,循序渐进地促成大自然的变化。理气在不同程度上的“凝聚”结精,也会有序地演化出精粗有别的无机物、植物、低等生物及人类。第三,在人物上,人类的身、心是理气演化过程的终极呈现。先天上,人的良知会应然地主导着相对“静”止的内心世界,及相对“动”态的身体与社会性活动。后天上,假若人类能有意识地以良知统摄自己的身、心活动,那么其身、心便能实然地呼应本原常久不已的态势,并产生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思想重释

历来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无善无恶”,学界多以至善无恶与无执著性解之。两种解释路向固然在阳明学中渊源有自,但也蕴含张力,不好统一。良知心体作为善的根据和来源,被强化为至善无恶之善,这与先前儒家所论尚无实质区别。但考诸阳明的说法,他以“无善无恶”说心之体,还表达了两层“无”的意义:其一是未发之中义,指良知心体未显发时不显露自身之为善的内容和标准;其二是自然知觉义,指良知心体遇事是非善恶自然知之、自然觉之的发用特性。阳明以“明莹无滞”,也即无执著性统称这两层含义,是其在佛道之学的影响下创造性诠释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良知心体未发之中、自然知觉二义,分别指的是隐默之知与当下呈现。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黄佐与王阳明两次相会考辨——兼论黄佐理学思想

黄佐与王阳明曾围绕“知行”关系有过两次论辩。第一次论辩为嘉靖二年(1523)十月前后,表面上看是因梁日孚的引见而顺路拜访的偶然事件,实则黄佐内心存有与王阳明论学的想法,出使的机会和梁日孚的引见正巧为二人论辩提供了合适的契机。第二次论辩为嘉靖七年(1528)九月中下旬,王阳明试图说服黄佐认同其说而主导了第二次论辩。这两次论辩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直面交锋,在思想史、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在论辩后对其学说进行了调整,客观上推动了心学的完善和发展;黄佐则在论辩之后对心学之弊予以批判,他论知行、辟佛老、究理气,重新审视和修正程朱理学,通过学术实践来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