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传统“王霸之争”的近代阐释

王霸之争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法二家的不同思想与态度是争论双方的主要理论来源。魏源立足于清末变局,讲求调和儒法,从而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王霸观。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目标,魏源将富强设定为衡量王霸的共同标准。魏源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基础上的王霸观在遭遇到西方的入侵之后,迅速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以夷攻夷"的功利思想与现实作为。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王霸之争视域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当前,中国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既是基于现实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有基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而在自孔孟以来的王道和霸道之辩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视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可以为今天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更宽广的视角。

陈亮“事功之学”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以重思“朱陈之争”为中心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