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韩愈阳山之贬与德宗贞元末年中枢政局

韩愈阳山之贬是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贞元末年的中枢政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阳山之贬的直接原因是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太子集团与此事无关,在决定韩愈贬向何处的问题上,时任吏部郎中的韦执谊可能起了作用。至于韩愈在相关诗文中对永贞党人的指斥和对自己无辜被贬的申述,则或是出于对仕宦前程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