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从《蛾术编》与《十驾斋养新录》看王鸣盛与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

清代文献学大师王鸣盛、钱大昕既是同乡 ,又是亲戚 ,就学问论 ,二人又是同一路向 ,彼此有很深的影响。本文仅就王氏《蛾术编》与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两部学术笔记加以研究评述 ,从中理出王、钱学术研究的异同 ,以及各自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对二书的研读 ,当是我们今天研究乾嘉之学及清代文献学发展的重要课题。

王鸣盛论史的卓识——以六朝政治、军事地理为中心的考察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六朝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既有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的三吴、京口、水道、山越等问题的综合研究 ,又有围绕两淮地区所辖州及治所的变迁 ,并借此揭示出汉迄隋之际南北冲突与交融的深层内涵 ,还有对长江中、上游历史地位的考察等 ,体现了他从地理条件上看政治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不仅对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

18世纪中国史家王鸣盛主张把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作为治史鹄的 ,不赞成轻易褒贬历史 ,更反对脱离史实而驰骋议论 ;然而他在考史过程中却作了大量的议论 ,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宣称治史需要褒贬。当代学者中有人认为王鸣盛的议论褒贬是驰骋议论 ,和他的史学主张自相矛盾。本文通过考察王鸣盛的历史评论 ,认为其性质并不属于驰骋议论 ,对王氏治史“矛盾”之说提出商榷。

王鸣盛的经史之学

王呜盛的学术，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归宿；言必有据而严守家法。经学方面，由于出奴入主之思想，影响创造性的发挥，故功力虽深，其成果则有限。史学方面，免受家法所束缚，其实学优点得以尽量发挥，在校订字句、评定人物、考证地理、辨明制度等项上都取得一些成就，终以史学名家。

略论赵翼与王鸣盛对“前四史”的批评

清代学者颇重《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近人称这四部"正史"为"前四史"。赵翼、王鸣盛对"前四史"的评论,对今人认识"前四史"多有裨益。赵翼对"前四史"批评的总的特点是重史事原委以及对史事的评价。王鸣盛则侧重于品评史书编纂及其得失。在对"前四史"的批评上,二人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翼举重舍轻,故简要而多解说。相比之下,王鸣盛则轻重并举,故繁冗而多训故。王鸣盛和赵翼都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四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论钱大昕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

钱大昕与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与《十七史商榷》以考证成果丰硕并称。从学术宗旨看,二者崇尚实事求是,反对学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同时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著述的得与失;就历史编撰而论,二人重视史书各种体裁和体例的功能并对史书的内部结构包括编次、断限、叙事、采撰等提出有效运用的原则。对他们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

王鸣盛历史地理考证的理性探求

清乾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王鸣盛的历史地理考证成就卓著 ,方法精当 ,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细密考证 ,更有综合、归纳、概括和提高的分析研究。尤其可贵的是王鸣盛把历史地理的考证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起来 ,故此重视研究地理条件在王朝盛衰中所起的作用 ,研究人地辩证关系与王朝之兴亡、都城迁徙与中国历史大势之变迁等问题。以上诸项 ,充分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和理性探求精神 ,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值得我们珍视和总结。

聚合与疏离:王鸣盛诗歌与乾嘉主流诗风的关系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一生好诗,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究其一生,王鸣盛的诗风有较明显的变化:前期受当时诗坛领袖沈德潜的影响,兼之自身遭际缘故,有宗唐倾向,但并不排斥宋诗;中期居京十年,受友人钱载、蒋士铨等影响,与诗坛宗宋主流诗风有相合之处;后期诗歌创作,既与"性灵派"重情思潮相呼应,又对其俚俗之弊进行了修正。王鸣盛在重视诗人学养的同时,否定了翁方纲等学者以"考据并议论"入诗的做法。总体上而言,王鸣盛思想通达,其诗歌不拘泥于唐宋诗歌之藩篱,既受乾嘉主流诗风的影响,也固守了诗歌以抒情为主、重视教化、语言典雅含蓄等传统特质。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从王鸣盛与吴镇的交游看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沈德潜去世以后,袁枚的性灵诗学风靡诗坛,但格调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王鸣盛在读到仍然坚持格调的西北作家吴镇的诗集后,主动与吴镇建交。通过考察两人的交往始末,可以深入探讨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而吴镇以及好友杨芳灿融合格调与性灵的诗学观变化,彰显了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论王鸣盛诗歌“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的特色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和史学家,王鸣盛为世人所熟知,但作为诗人,其诗名一定程度上为学名所掩,今人对此关注不够。王鸣盛身为“吴中七子”之冠,一生深好者惟诗,其千余首诗中不乏佳作。王鸣盛善于用典,想象力丰富,能娴熟运用夸张、对比等手法,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受清中叶主情思潮的影响,王鸣盛诗歌意境含蓄深沉,情感丰富多样,大致包括了怀才不遇的悲愤、浓郁的亲情和友情、对山川自然的惊叹与赞美、对现实生活及学术风气的不满等情感。“以才辅学,以韵达情”是其诗主要特点。

王鸣盛语言文字研究的通识——以《说文解字》考证为例

乾嘉学术名家王鸣盛对《说文解字》的评价在清代《说文解字》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他的子学代表作《蛾术编》中既有对《说文解字》体例、取材的探讨,包括对文字构形和假借的论说,也有将某些规律的揭示融会在具体文字考证中的精辟论述。他尤其重视用发展的观点对文字演变作历史的考察,进而总结出具有富有理性色彩的规律性认识,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

王鸣盛《蛾术编》中的《宋史》考评

《蛾术编》是王鸣盛的子部著作,目前学界对此还未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蛾术编》中的《宋史》考评,一方面考证《宋史》记载讹误,另一方面评论《宋史》所载典章制度。在此考评过程中,体现了王鸣盛重视古籍版本之辨别、从小学考证入手、考史方法讲究贯串与会通等思想。个案分析王鸣盛研究《宋史》之成绩,以期学界加深对《蛾术编》的研究与开发,并希望对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的修订再版有借鉴作用。

析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著作特色

《十七史商榷》在主旨、结构、内容、笔法、治史方法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著作特色,具体表现为:主旨鲜明,求实为本;结构合理,条分缕析;突出“商榷”,考论兼俱;见解独具,识断决然;钩稽贯串,动态考察。

王鸣盛目录学思想简论

王鸣盛号西庄,清江苏嘉定人,乾嘉学派的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值得注意的是,王鸣盛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的目录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今人有的著作又称之为日录学家。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指出,日录学之成词,即始于王呜盛之《十七史商榷》一书。

王鸣盛诗学思想管窥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诗学思想较为融通,颇有可取之处,但长期为其学名所掩,后人关注不够。其诗论中既有重"情"、重"雅"、重"教化"等诗歌创作观念,又有重视诗歌形式美的审美特征追求,对当时诗坛部分诗歌格调不高的弊端有所纠正,对翁方纲等人以"考据为诗"的错误做法有所抵制。王鸣盛诗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也为袁枚、杨钟羲等诗论家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