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关于可行能力理论的比较研究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提供了一种个人福利的评价方法,这种独特的视角在近20年内逐渐被各国学者所认同、发展,这使得可行能力理论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之中。在可行能力理论的研究者中,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被视作可行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目前,我国对可行能力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阿玛蒂亚·森的相关著作研究上,通过对比两位学者分别在伦理学和哲学层面上、道德层面上以及标准和执行层面上视角的异同点,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可行能力理论,学习和借鉴玛莎·努斯鲍姆等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玛莎·努斯鲍姆自由教育新意蕴辨析

自由教育是欧洲高等教育成功核心因素之一,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傲视全球的文化资本,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美国大学自由教育思想的发展,是各派观点相互冲突、交流、对话和创新的过程。玛莎·努斯鲍姆的自由教育思想既有别于古典自由教育,也与保守派自由教育针锋相对,因为她对自由教育守正出新、观点鲜明,赋予其新意蕴。在努斯鲍姆看来,自由教育意蕴之新在于三个方面:目的是培养世界公民;内容是培养人类共同的人性,而人性不是抽象的概念,具体包括理性、情感能力和叙事想象力;实践落实在设置人文学科和多元化课程,并实施苏格拉底式教学。

文学伦理的两张面孔:玛莎·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及其内在紧张

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玛莎·努斯鲍姆因其对文学艺术的特别倚重而在当代哲学界独树一帜。她不仅在思想论证中将文学想象/叙事置于重要位置,而且还在当代语境中继承与开拓了古代“诗与伦理学结盟”的观念,并有效发掘了文学在回应“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伦理学问题中所作的贡献。在对文学伦理内涵的阐发中,努斯鲍姆分别触及文学的“感知”与“治疗”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现了其文学观内在的矛盾与复杂,同时也凸显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困境,约翰·格雷意义上“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在其中得到显著彰显。

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之争——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理论化思想述评

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不仅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争论,而且同样存在于德性伦理学内部。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她的德性伦理理论化的主张具有代表性。研究玛莎.努斯鲍姆的伦理理论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站在伦理学的前沿,把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文学想象建构社会正义的理论通道、实施进路与效用边界——论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思想

玛莎·努斯鲍姆批评了功利主义思想对个体生命独特性、复杂性的忽视,倡导一种诗性的正义观念,认为"明智旁观者"的畅想与情感使"文学裁判"建构社会正义成为可能,而文学想象则是实现社会公共正义的桥梁。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观是当代正义思想的有益补充,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话语。

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地球村"的形成更加预示着各国公民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玛莎·努斯鲍姆追溯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世界公民"思想,还对非功利主义的"世界公民"教育提供了人文学科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建议。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世界公民"思想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当代美学伦理转向中的英美进路——以伯纳德·威廉斯和玛莎·努斯鲍姆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路径多元,以伯纳德·威廉斯与玛莎·努斯鲍姆为代表的英美进路聚焦于美学与伦理学的跨学科融合,审美伦理问题涉及风格伦理和感知平衡,表现的伦理揭橥经由艺术与审美建构良好生活的可能性,理性情感是伦理反思得以生成的核心要素。审美伦理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行动中的伦理显示出对文本之外现实世界的关切,当代美学伦理转向中的英美进路强调共在生活的伦理,而欧陆进路则侧重他者伦理。

悲剧与脆弱性伦理: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美学问题

玛莎·努斯鲍姆对悲剧伦理问题的思考在超越传统美学与道德哲学研究范式的同时,推动与促进了当代美学"伦理转向"的发展。通过对运气、情感等偶然性因素的分析,努斯鲍姆建立起悲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构建起以"脆弱性"为核心的悲剧伦理思想,从而批判了美学传统中悲剧研究的形而上学化与道德哲学领域对悲剧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简单化。努斯鲍姆的悲剧伦理思想对理解悲剧美学的当代发展与变异极具启发性。

关键概念与价值向度:重审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理论

诗性正义作为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文艺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之一,赋予了文学想象对公共生活领域的独特功能与影响。感性的诗性与理性的正义如何联结在一起?基于畅想、情感以及明智的旁观者等重要概念构建的理论如何走向公共实践?这又对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价值与影响?具体而言,诗性正义的价值向度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批判了功利主义的弊病,肯定人的“完整性”;强化了文学的审美功能,辩证认知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深入阐述了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径。这些独创性的思考为探究文学的社会功能、公共正义的发展注入了感性的潜能。

诗性正义何以可能?—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引发的思考

努斯鲍姆在文学想象与情感的基础上建立了诗性正义理论,试图让文学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作用。她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法律程序如何成功对接的论述,可以引发关于世界观、情感与理性等方面问题的思考。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讨论,诗性正义理论存在着诗性正义与法律审判难以直接对接、文学情感与法律理性相矛盾等困境。由此,探究努斯鲍姆对文学作用的认识偏差,进而获得关于文学作用的限度、复杂机制及产生方式等方面的启示。

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

在恐惧文化四处弥漫的时代中,玛莎·努斯鲍姆基于西方古代思想资源对恐惧做了当代意义上的再诠释。尽管她认为恐惧是一种人与动物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并在特定意义上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安全,但在复杂的当代生活中,恐惧并非可靠的情感向导,也不是一种在伦理与政治上有利于社会正义的情感,因为恐惧具有极大的自恋性与排他性,并暗示了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在当代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孕育、制造及传播愤怒、嫉妒以及厌恶等一系列负面情感,制造社会裂痕,损害公共生活。努斯鲍姆对于恐惧的讨论,实质上基于当代社会的新环境对朱迪斯·史珂拉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做出了回应,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努斯鲍姆论情感智性与伦理选择

玛莎·努斯鲍姆作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代表性人物,其伦理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包含着对于情感智性与伦理选择关系的独到见解:情感智性贯穿着伦理选择的各个环节,包括展现伦理困惑、认清伦理处境,指导伦理选择过程并对选择进行反思;伦理选择后主体的情感反应和对受损价值的补救措施高于选择本身。虽然上述观点存在不少争议,但情感智性赋予伦理选择新的情感维度,使伦理选择变得生动灵活、更具感染力,体现了努斯鲍姆在工具理性时代的人文主义关怀,而对“伦理选择后怎么办”的思考凸显了她对现实人生的关切和责任感。

文学是“直接权威”——努斯鲍姆文艺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在后现代语境下,玛莎·努斯鲍姆把文学想象所虚构的世界同现实世界做平行与对照研究,重新赋予文学与伦理内在关联性,强调文学应有的伦理使命,认为文学是高于科学与法律的“直接权威”。努斯鲍姆的“直接权威”理论既赋予文学救治社会问题方剂的作用,又赋予文学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用“诗性正义”去执行人性化的法律裁判职能。努斯鲍姆把文学看作“直接权威”,把科学与法律看作“衍生权威”的思想促进了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伦理价值重回批评的中心,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伦理文化转向。

“好生活”的诗性表达——读努斯鲍姆《爱的知识》

哲学与文学虽各有侧重,但互为辩证。古希腊以来,“好生活”(良善生活)一直是道德哲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努斯鲍姆在其畅销作《爱的知识》中承继了《善的脆弱性》对“好生活”的探析,继以连贯蕴含的核心观念——叙事形式使得文学小说具有生成道德洞察力的独特能力——无疑突破了道德哲学研究长久以来的“一元论”的桎梏而趋向于“多元化”的路径。本文在对《爱的知识》之主要内容、逻辑结构以及核心思想等呈现与阔略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学术演进的理论向度出发,将努斯鲍姆以小说文本作为道德哲学分析进路与黑尔为代表的“普遍规定主义”理论批判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拓展了新的论证思路和论辩方式。

通向动物正义之路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在新著《为动物的正义:我们的集体责任》中写道,今天,任何非人动物都无法逃脱人类的支配,全世界的动物都处于困境之中。她在书中讨论海洋动物、陆地动物、天空中的飞鸟……尤其关注那些直接受人类影响的动物,如伴侣动物、工厂化养殖用于肉食的动物、实验用动物、因为文化和社会习俗而受伤害的动物,以及生存环境日益危殆的野生动物等。努斯鲍姆认为,人类对于受自己支配和影响的动物负有集体责任,我们不能继续推,而应面对这种责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一个严肃而紧迫的呼吁。

美德伦理学为何不是一个错误的分类范畴

玛莎·努斯鲍姆曾被许多人误以为是美德伦理学家,她本人则声称美德伦理学是一个“混乱的且令人混乱的”分类范畴,并不存在着美德伦理学这样的事情。然而,她所说的“混乱的”美德伦理学范畴是一个过时的、错误的分类范畴。正确的规范伦理学的分类应当是以研究进路,即以采用何种基本概念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来区别其理论类别,如此,正确的美德伦理学范畴应当是以美德概念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而美德概念可以成为这样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因此,美德伦理学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分类范畴,它可以是并且是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鼎足而立的三大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进路之一。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游戏之诗与正义守望--论《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的童话书写及其教育指向

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能够培育人们畅想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锻造出充满人性的社会评判标准,进而构建出一个诗性和正义并存的人类社会。[1]应该说,儿童文学尤其如此。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甚至被称为英国国宝级童书女王的伊妮德·布莱顿,其作品集《疯狂侦探团》讲述了英伦地区兄妹四人和一只忠犬组成儿童侦探团并开启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侦探冒险之旅的故事。

为生命而阅读

论文前半部分,玛莎·努斯鲍姆对韦恩·布斯作品的主要观点与论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并对其在重构伦理批评事业中所做的贡献作出很高评价。论文后半部分是努斯鲍姆对布斯书中的部分内容所展开的延伸思考与商榷,并提出了包括文学的边界、友谊的隐喻以及如何在多元主义的语境中推进"共导"的伦理批评等在内的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将伦理批评的相关讨论引向新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