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驱动下造纸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案例研究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环境和社会效益。文章选取造纸业中环保数据披露较为全面、详细的景兴纸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在前期学者等构建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构建了适合该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运用DEA法对其环保投资效率进行评价,探寻其环保投资效率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高质量发展驱动下造纸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监督机制”还是“掏空行为”:超额聘任独立董事与企业环保投资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属于一种“监督机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和大股东掏空行为来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重污染行业、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薪酬较低的企业中,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分批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进倍差模型,基于2014至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环保投资不足型企业上。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环境规制和董事长环保背景进行传导。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这种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文章以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描述中环境事项文本信息披露的视角,来探究环境相关信息披露对企业未来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环境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多,企业未来环保投资规模越大,且信息不对称会弱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强化了高管环保意识,从而增大企业未来环保投资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不同环境规制标准、政府补助、媒体和分析师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融资成本样本中,差异化比较明显。另外,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使得企业未来环保投资增加,最终会提升企业绩效。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效合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

围绕“双碳”目标,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保投资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保投入,机理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成本费用的优化与创新能力提升,促进企业环保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重污染企业、市场化指数高以及研发效率偏低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环保投资的关系更为显著。

企业环保投资与审计师定价策略

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环境风险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审计师也被要求关注被审计单位的环境事项。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能够降低自身环境风险,但过度的环保投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2年企业环保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支持“风险溢价机制”。此外,高管背景和产权性质的不同会对二者关系产生差异性影响。该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也为企业选聘高管提供了参考方向。

环境行政处罚下企业选择环保投资还是绿色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往往采取不同的战略倾向、组织结构及企业行为,在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后会做出差异化的环境行为选择。通过收集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基于倾向性得分-双重差分法,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环保投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行政处罚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投资,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分生命周期阶段看,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均明显增加了环保投资,成熟期企业还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但衰退期企业的环境行为没有改变;多次处罚对企业的威慑效应更强,甚至衰退期企业在受到多次处罚后也会增加环保投资;环境行政处罚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因此,环境监管部门应当基于企业生命周期构建更为精准的监管体系,提高环境监管的精度与准度,以罚促改,全面优化企业环境行为。

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再次强调了环境治理的急迫性。想要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加大环保投入之外,更要重视环保投资效率。本文基于失败容忍这一理论视角,以2011~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失败容忍和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即提高董事会失败容忍程度能通过激励管理层达到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效果;内部控制会显著增强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机构投资者关注会削弱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控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机构投资者关注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私营企业和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推进环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关系型交易、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企业加强环保投资不仅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2010~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环境规制这一正式制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的合力效应。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会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且在该影响过程中,关系型交易与政府环境规制之间呈现显著的合力效应,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型交易和正式制度的政府环境规制互为补充,共同驱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该合力效应还受到双方关系特征的干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关系依赖性越强,关系越稳定,上述合力效应则越显著。同时,基于企业价值经济后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型交易驱动下的环保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尤其在政府环境规制较为严格时。

“双碳”背景下纺织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研究

纺织业在服务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污染。其绿色发展在“双碳”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改善环保投资效率将对纺织业的绿色转型有所帮助。文章搜集了上市纺织企业2019-2021年的环保投资和绿色税负数据,并以此为依据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运用四象限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研究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研究发现:近年来,纺织业整体的环保投资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但各企业的效率差异大,企业层面还存在着环保投资意识较为薄弱、环保投资效率普遍偏低、实现高效率环保投资的难度大以及高效率环保投资的持续性较差的问题。文章丰富了有关环保投资效率的研究,同时根据现有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以期为促进纺织业绿色转型及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环境绩效、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与环保投资--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品市场驱动效应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考察环境绩效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其后期环保投资强度就越大;产品市场具有促进企业后期环保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分组回归显示,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在环境绩效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议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提升环境绩效,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引导绿色消费,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强化产品市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

环保投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采用2009—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实证研究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环保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研发投入在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样本检验发现,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及成长期企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保投资规模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下,环保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共赢的必然选择,环保投资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系统测度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采用非线性面板双门槛模型,从环保投资规模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得出结论:当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较低时,环境规制将有助于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提升;在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规制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水平产生抑制作用,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环境保护措施、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高铁开通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吗?——基于环境监管视角的分析

21世纪以来,我国高铁建设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等要素的传递。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衡量环境监管效率的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环境监管视角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使沿线城市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有所提升,这一关系在新《环保法》实施后以及距离环保厅较远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高铁开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较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较差的情况下更为显著。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为环境监管活动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的跨地区流动,有利于提高环境监管效率,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模式,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环保投资的影响——基于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的双维视角

在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金融化行为是否会对环保投资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以2011—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环保投资呈负相关性,即金融化程度越高,则环保投资水平越低,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作为外部监督方式之一的媒体关注度和内部治理方式之一的股权制衡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化对环保投资的“挤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债务融资成本是企业金融化对环保投资的传导机制,即金融化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进而“挤出”环保投资。据此,不仅丰富了金融化与环保投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外部监管方与内部管理者如何推动实体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分析师关注从而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以及国有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多维度研究结论为机构投资者能通过实地调研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强化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环保投资是利是弊?——基于权益资本成本视角

企业是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环境治理的关键力量,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对于社会公众,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向影响毋庸置疑,但是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对其自身产生的影响,现有文献并没有确定的结论。本文以2008—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声誉两条路径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投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在融资约束大,没有受到重点污染监管,非国有,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更加显著。

环保投资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兼论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基于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内部控制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有利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且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保投资能够通过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提升ESG表现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投资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在外部监督压力大、非重污染和大股东“掏空”动机较低企业显著,且内部控制的抑制作用在外部监督压力弱和大股东“掏空”动机低组企业显著,而在其他方面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从经济后果视角揭示了环保投资所具有的公司治理功效,这对于“双碳”战略践行、公司治理效率提升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均有现实意义。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公司财务健康的影响——兼论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效应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自身如何通过“绿化”获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是当下学术界广为讨论的议题。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环保投资与公司财务健康的关系。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公司财务健康的影响呈现正向关系,高管海外经历对于有效发挥环保投资对公司财务健康的正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性在环保投资与公司财务健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文章对于揭示环保投资与公司财务健康二者的关系,探究企业发展异质性,科学规范制定环保投资策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效果探析

以我国有色金属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环保投资现状,从多个视角研究其环保投资后的财务绩效,发现目前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强度先降后升,环保投资结构稳定性不强,但环保投资有所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有色金属企业之间环保投资强度与结构、环保投资后的财务绩效差异较大,其中环保投资强度和预防性环保投资占比高的企业环保投资后的财务绩效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