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中央环保督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改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效应。更重要的是,内部控制是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变量,在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发挥中介传导效应。

政府内规制:理解中央环保督察的一个新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学界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运作逻辑和实施效果,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机制和工具运用的阐释仍不够具体和深入。利用政府内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剖析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机制和多样化工具,从而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规制逻辑有较为微观和细致的认知。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内规制过程涵盖了标准设定、信息收集、行为矫正三个要素,通过充分利用强制性、随机性、互动性等规制机制,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央环保督察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性机制、开展自我规制、加强规制者监管、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等一系列规制设计来加以完善。

环保督察背景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

环保督察属于一种跨层级环境治理方式,其显著提升了基层环保执法活动的约束性,能够通过此种方式激发和调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促进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成效的持续提高。为充分发挥出环保督察的作用,本文首先对环保督察做出了简要介绍,同时分析了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目前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此分别从法治意识、公众参与以及职责划分等多个方面针对环保督察背景下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做出了深入探讨,从而助推各地区环境执法工作不断向好发展。

新时代我国城市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调适——基于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案例分析

新时代,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背后是日益复杂化的城市环境问题。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十八大以来推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我国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本文旨在利用主题分析法,选取生态环境部官网上公开的 82 个典型整改案例,对中央环保督察中地方政府的调适行为、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行主题凝练,以推动中央环保督察体制的完善与相应主体环境治理调适行为的优化,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

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中央环保督察下的企业污染监管三方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是加强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重要措施,征收环境保护税以及制定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促使企业减少排放的有力手段。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中央环保督察组、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参与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策略演化路径。以环保督察试点省份河北省为案例,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博弈主体之间的策略演化过程,以及环保税收优惠率、企业获得的环保专项补助资金金额以及环保专项资金收回比例对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三方博弈存在若干演化结果,数值仿真后的初始博弈均衡结果为环保督察组监管、地方政府严格监管以及排污企业不减排。通过博弈均衡点移动分析可知:采取环保专项资金收回策略,并将收回比例提高到阈值以上可以促成环保督察组监管、地方政府严格监管以及排污企业减排的最优策略;增加企业获得的环保专项补助资金有助于企业向实施减排的策略方向演化。通过对约束变量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降低企业减排的额外成本、给予企业环保税收优惠以及提高企业减排后的收益也可以促使博弈初始结果向最优策略转变。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推进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以重污染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缓解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作用机制在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而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例行督察和“回头看”都能缓解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在规模大、无政企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中央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视角

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环保督察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督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采用PSM-DID对环保督察的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揭示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督察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平均而言环保督察能够使产业结构升级4.83%,经过PSM-DID检验后发现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督察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对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在环保督察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扮演中介效应,环保督察政策的实施提升了试点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进而有助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

中央环保督察问责的规范分析及完善路径

督察问责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最严格责任追究”要求的关键环节。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包括规范依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度等。本研究强调:中央环保督察问责规范效应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合理处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传统科层制的相互关系,以及改进我国环境治理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党政之间的体制性障碍,这是影响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实效的关键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当前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制、深入发挥中央环保督察效能,需要明晰党政各部门职权配置及清单制度、完善督察异体问责机制、建构科学的责任认定及绩效评估机制以及进一步规范督察问责程序。

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治理效果评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但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此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2011—2019年披露排污费信息的225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第二,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水污染类型企业、环境规制较弱地区的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行业的企业存在显著环境绩效提升作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增强地方环保压力、促进社会监督影响企业环保行为,却未能显著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上述研究为中央环保督察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其制度和治理手段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启示。

运动式治理情境下非典型压力传导规律研究——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例

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Z省为例,采用包含嵌入式分析单元的案例研究设计,以“压力产生—传导—作用效果”为基本研究框架,探究运动式治理情境下非典型压力传导规律。研究发现:非典型压力主要来自于舆论、时间以及问题等压力的综合,经历“压力产生—压实—分化—化解”四步。非典型压力基本可以实现有效传导,但没有形成“压力威慑效应”,且压力作用效果达到峰值后逐渐变小;非典型压力效果的实现需要上下级压力作用力度大且连续。

我国生态环保督察的法律规制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有效促进了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对提升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依据不健全、环保长效机制欠缺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域外的部分经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确保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同时发挥地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我国环境监管的现代化转变。本文从法律依据的健全、建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对环境财权与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生态环保督察进行理性思考,试图进一步丰富我国生态环保督察的理论与实践。

中央环保督察的生成逻辑、制度演进与实践反思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创新举措,是推动督察依法向纵深发展、夯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历了督查到督察、间接到直接、短效到长效的制度演进。但从效果层面上,仍存在经济发展与常态环保不协调、法律依据与实施程序不充分、内外监督与问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环境的公共性和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中央环保督察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以及公民群体间的政治、经济、生态等多重关系,建议在长短期博弈的引导、央地间矛盾的化解、信息不对等的疏困上着力,进一步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优势。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何以低效?——基于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监督保障机制,对于优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增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具有显著作用。运用NVivo 12.0对64份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文本进行质性分析,旨在认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共性问题,提炼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理念认知、政策质量、管理过程和政府责任等四类因素,内嵌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全过程,深度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理念-政策-管理-责任”影响因素模型有助于阐释地方政府整改行为偏差产生的内在机理。据此,地方政府应从重塑环保理念、推进多元化机制建设、规范管理过程和健全系统化责任体系等方面,探寻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路径。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应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PSM-DID模型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而非对企业投资不足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是中央环保督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机制。此外,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在环境保护力度较弱的地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也更为明显。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这为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机制以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央环保督察、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

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情境,选取2014年至2020年我国3022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二代涉入强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在宏观层面通过约束效应与监督效应,在微观层面通过声誉价值与社会资本来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回头看”地区、低竞争行业的多代控制家族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此,应从深化家族二代涉入程度、增强家族企业ESG责任意识和提升家族企业声誉价值三个方面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