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ESG也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ESG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简要回顾了中国的ESG实践,并将其自2005年起分为起步阶段(2005—2009年)、发展阶段(2010—2017年)和全面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通过对主流的ESG评价指标体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高度相符,表明ESG与生态环境科学联系密切。再根据国内外ESG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存在脱节,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ESG研究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数字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的机制研究——基于“环境—社会—治理”三维绩效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并改善了信息环境,可以增强企业绿色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最终实现ESG表现的显著提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并对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数字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增加绿色投资和加强环境管理来提升环境绩效,通过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社会绩效,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度和改善内部控制来提升治理绩效;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促进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深度融合,推进ESG信息公开标准化,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监督管理;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着力于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的协同提升。

政府环境审计与公司绿色治理

公司是践行绿色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如何依靠外部监管压力驱使公司提升绿色治理水平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影响。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地方政府强化环境规制执行而提升公司绿色治理水平;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官员任期较短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样本中,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生态文明与企业行为:从“公司社会责任”到“环境、社会与治理”

生态文明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实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公司社会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平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环境、社会与治理”(ESG)逐渐兴起并被广泛讨论。ESG更加全面地考虑了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责任,并将其作为企业行为的细化评估标准。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价值感知、社会网络对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881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

基于甘肃省881份农户微观调研统计数据,研究价值感知、社会网络对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价值感知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最后讨论不同农户群体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价值感知和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关键内、外部因素,显著增强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价值感知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农户群体的价值感知、社会网络对其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是否为村干部、家庭年收入、村庄到县城的距离等特征变量对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据此,建议重视价值感知和社会网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内在激励和外在驱动作用,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不同农户群体价值感知和社会网络水平的差异。另外要做好村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专职培训、扩展政策的宣传和推广范围,以增强农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耦合共生的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2006-2023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模型和耦合模型分析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当期正相关,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社会责任耦合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大型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国有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果,从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以及耦合协调层面提出促进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境治理——以“村转居”社区为例

【目的】以社区社会组织为组织平台,数字技术创新社区环境治理。【方法】以北京市W社区的环境治理志愿服务组织为案例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赋能社区社会组织回应“村转居”社区环境治理需求。【结果】社区社会组织微信群构筑的“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居民高频互动和环境监督的重要隐形场域,增强了居民的情感连接和组织黏连性。【结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畅通了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志愿者、物业公司、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的沟通渠道,微信群线上交流协商与线下组织行动的协同提升了居民的集体效能感,进一步推动“村转居”社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整合,使居民关系走向自由、开放和连接。

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适应性嵌套”逻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分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实践变迁,既有研究多从工具视角出发探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对其内在逻辑则缺少系统分析。文章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为参照系,从外部情景、内部系统与交互效应三个维度阐释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整体逻辑。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呈现适应性嵌套的逻辑进路:应对跨域性风险与治理碎片化困境、区域战略与环境政策双重演化、经济区域化、环境正义需求等外部情景,中国区域环境治理内部系统在环境产权分置、环境治理单元扩展、社会公众环境参与、中央政府统筹协调等交互作用下,产生了治理结构优化与环境效益改善的反馈型协同效应路径。应对日益复杂的区域环境治理议题,需要将真实世界的“社会生态系统”映射于理论研究的“社会生态治理系统”。未来相关研究要注重构建并检验中国式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探索复杂系统管理视角下的区域环境治理共同体理念、设计“情景—手段”动态匹配下的区域环境跨界治理方法、审视网络分析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中的工具价值。

陪伴、链接与颠倒的实践感:环境治理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形塑过程

环境治理可谓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践方式。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是形成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前提之一。而社会工作者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理应通过三个层面的角色形塑来发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第一,在行动层面,其需要通过扮演环境实践的陪伴者,以此促进行动性角色的养成。第二,在关系层面,其应以整合性角色为培养目标,实现资源链接者的角色扮演。第三,在结构层面,其可通过一种新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政策实践,以期达到结构性角色的转换。同时,文章借助“三层一体”的角色形塑框架,试图为本土语境下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探索提供不同思路。

工会密度、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工会密度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和履行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会密度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对有关职工权益保障内容的披露,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这一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法治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工会与企业的治理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工会通过参与公司的内部治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公司治理视阈下社会许可对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现有监督制度存在诸如监事会独立性、专业性不足等弊端,这些问题也大大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看,社会许可制度中公众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公司项目的推进的特点,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完善公司监督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社会许可中完善公司外部监督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从社会政治合法性和交互式信任两个方面,来提高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质量磋商和互动。

公司治理环境下搭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日趋激烈,要想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就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作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内部控制体系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质量,是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单阐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关联,针对公司治理环境下内控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

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挥好社会资本的作用可有效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率和效果。在分析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理论契合与逻辑关联基础上,结合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在社会资本视域下增强乡村社会信任、重建乡村社会规范、扩展乡村社会网络等乡村环境治理的实现路径。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路径探析

当前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下行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持续挑战。在此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建设备受监管机构关注。本文旨在探索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路径,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以增强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存在控制环境不够健全与稳定、内部控制流程存在漏洞与缺陷、内部控制资源不足和内部控制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优化内部流程设计,闭环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内部控制预算;建立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与渠道。这些措施可以提升企业整体治理水平,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绩效影响研究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 以公司治理作为影响因素,探讨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研究表 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通常较高,因而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司绩效。这 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有效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同时也突显了公司治理在社会责 任信息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结果将对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企业绩效,推进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建设

现代化公司经营发展中,通过加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环境建设,不仅能够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增加公司经济效益,而且能够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通过对公司治理的内涵进行概述,厘清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并探索在公司治理视角下强化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索科学合理的建设策略,以期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效能,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公司内部治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制造业作为高污染行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型企业为样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国内制造型企业而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提高;企业高管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显著正相关;媒体关注这一外部治理因素在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基于实证结果,从增加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界媒体监督和建立健全法律政策三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