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的机制研究——基于“环境—社会—治理”三维绩效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并改善了信息环境,可以增强企业绿色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最终实现ESG表现的显著提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并对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数字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增加绿色投资和加强环境管理来提升环境绩效,通过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社会绩效,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度和改善内部控制来提升治理绩效;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促进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深度融合,推进ESG信息公开标准化,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监督管理;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着力于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的协同提升。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双碳”目标下政府环境治理补助会提升公司ESG表现吗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地方政府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使其环境治理行为和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政府无偿为上市公司提供环境治理补助能否助推公司革新ESG策略?本文结合2009—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政府环境治理补助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环境治理补助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并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绿色创新和提高信息透明度这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环境治理补助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重点排污、资本密集型、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取得硬约束补助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并且这种正向作用有助于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上述研究结论为引导上市公司加强ESG体系建设提供了来自政府“有形之手”适当干预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健全环境治理补助政策和进一步深化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基于环境-社会-治理理念的石化上市公司综合绩效评估

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客观赋权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应用Topsis法确定评价年份与理想解之间的差距,建立石化上市公司综合绩效评估模型,对中石油综合绩效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特色在于将ESG理念(综合考量环境、社会与治理等非财务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价值观)引入公司绩效评估,该评估体系既能评估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亦能量化环境、社会与治理效益,与创新、协同、绿色、共享、开放新发展观契合。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权益资本成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达标目标的提出,“绿色经济”持续深化,不但加快落实了经济社会的多方位绿色转型,也导致企业逐渐打破以往追求单一经济效益发展目标的僵局,将企业发展目标与社会效益紧密结合,ESG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给予企业价值创造新的思路。现有文献仅从企业ESG表现的角度考察对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效益指标的影响,而尚未有学者研究权益资本成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此,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结合实证研究法构建回归模型,探究权益资本成本对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权益资本成本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其他企业,地处中西部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社会信任与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基于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

有并购商誉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金额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并购商誉泡沫问题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家多次提出要构建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为了有效治理并购商誉泡沫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14 925个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基准模型,实证检验和分析,探究了社会信任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不同法律环境中社会信任对并购商誉泡沫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显著抑制并购商誉泡沫,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去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在法律环境差的地区社会信任抑制效果会更好,说明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在抑制并购商誉泡沫时存在互补效应。据此,提出在防范并购商誉泡沫时,应构建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利用社会信任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地制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实证研究

以往的研究大体上都是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上来探究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关系,而外部影响因素对企业行为和决策也存在重要影响。文章以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采用实证方法,深入分析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来看,国有控股、具有境外上市经验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审计委员会设立、监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无显著性相关关系;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来看,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制度环境、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上市公司违规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上市公司违规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并利用2009~2018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被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纳入评级体系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越有利于抑制公司违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且优化制度环境可以强化这一抑制效应;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抑制公司违规主要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等潜在路径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够降低股价同步性,且弱化公司违规对股价同步性的正向影响。

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从公司治理与法律环境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人数越多,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法律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3)总体而言,当法律环境较好时,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反之,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环境规制、环境表现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和环境表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基于2015-2021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压力与环境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通过增加定量性披露以满足合法性管理动机;(2)环境表现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规制压力增大,环境信息披露会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环境履责表现;(3)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补偿性机制作用。文末就如何提升环境规制信息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与环境绩效

以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J-F系数法从环保目标、法规和惩处构建环境绩效,考察了公司治理和政治关联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探讨了政治关联在公司治理和环境绩效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和两权分离促进了环境绩效,政治关联与环境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会抑制公司治理对环境绩效的正向提升作用,拓展了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为提升公司治理和环境绩效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女性高管、信任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任环境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促进作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是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体现,而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旨在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高的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对管理层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力度,进而影响其披露的质量。文章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影响环境绩效信息的因素,并针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质量的政策建议。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验证了不同股权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公司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两者关系具有缓解作用,且这种缓解作用更多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

《指点钱途：联结环境、社会、治理因素与公司价值》

日前，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UNEP Financial lnitiative，简称UNEPFI）发布了一份题为《指点钱途：联结环境、社会、治理因素与公司价值（Show Me The Money：Linking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to Company Value）》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研究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简称ESG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分析师倾向于跟进社会责任表现好的公司吗?

本文以2008年-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短面板数据以及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分析师跟进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跟进程度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2)高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增强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跟进程度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为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引入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指引了方向。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财务透明度与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作为对财务信息的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社会等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A股市场数据为样本,研究在不同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内部财务透明度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且在公司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或公司内部财务透明度较低时两者才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对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而言,无论治理环境与财务透明度如何,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间均无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受公司与市场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并不高,这些报告释放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责任危机应对情况的信息未能有效降低投资者对公司风险的评估。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同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公司社会责任与治理机制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抉择,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作用机制。要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起"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