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负债和寻租变化的分析

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效应。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有关研究也能够较为真实反映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为此,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ESG表现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根据企业ESG表现差异和绿色创新效率类型展开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可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和减少企业寻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具体对高ESG表现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低ESG表现企业存在正向影响;企业为提高ESG评级存在绿色创新投机行为,通过增加策略性绿色创新产出提高ESG水平,ESG表现越差则策略性绿色创新效率越高。鉴于此,提出应重视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形成企业重视、社会关注、政府支持的,以实质性绿色创新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耦合共生的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2006-2023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模型和耦合模型分析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当期正相关,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社会责任耦合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大型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对国有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果,从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以及耦合协调层面提出促进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生态文明与企业行为:从“公司社会责任”到“环境、社会与治理”

生态文明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实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公司社会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平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环境、社会与治理”(ESG)逐渐兴起并被广泛讨论。ESG更加全面地考虑了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责任,并将其作为企业行为的细化评估标准。

工会密度、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工会密度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和履行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会密度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对有关职工权益保障内容的披露,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这一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法治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工会与企业的治理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工会通过参与公司的内部治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绩效影响研究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 以公司治理作为影响因素,探讨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研究表 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通常较高,因而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司绩效。这 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有效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同时也突显了公司治理在社会责 任信息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结果将对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企业绩效,推进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益的参考。

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ESG也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ESG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简要回顾了中国的ESG实践,并将其自2005年起分为起步阶段(2005—2009年)、发展阶段(2010—2017年)和全面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通过对主流的ESG评价指标体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高度相符,表明ESG与生态环境科学联系密切。再根据国内外ESG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存在脱节,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ESG研究提供参考。

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从公司治理与法律环境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人数越多,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法律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3)总体而言,当法律环境较好时,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反之,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独立规制及原则建构

我国国企社会责任治理规范存在实用主义、规范主义及功能主义三个维度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国企社会责任治理的法律需求被忽视。《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主体合并式立法抹杀了国企社会责任治理的特殊性,应当借助《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修订契机以特别法路径规制。国家股东具备行政的自主权、表意的代议代理性、信用的超然性,依次对国企的公司目的、代理问题以及社会责任承担标准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导致国企与私企在社会责任承担机理方面的本质差异。宏观来看,国企是国家而非法律或经济的产物,《企业国有资产法》宜以任意性规范赋权国家股东自决公司目的,否则致国企事实所有者的利益被法律不当干涉。除外的是,因国家股东在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章程表决中不占有主动权,应强制规范其社会责任目标的设定。微观层面,宜进一步重视外部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妥当安排,通过强化国家股东控制权的维度增进国企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整体上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股权结构治理以及管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作用的叠加。本文为理解我国改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来促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了政策依据。

女性高管、信任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任环境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促进作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公司治理研究的新发展：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抉择;要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必须建立起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验证了不同股权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公司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两者关系具有缓解作用,且这种缓解作用更多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指数,利用我国A股市场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内外部公司治理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因素是影响社会责任履行的主要因素,健全有效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和良性发展。最后对于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执行的效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笔者以深、沪两市制造业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资产规模负相关,与是否两权分离、净资产收益率无明显相关性;国有控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较差;每股收益与政府所得贡献率正相关,而与供应商所得贡献率负相关。

公司治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主要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从理论上多维度地推演了公司治理各层面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并利用2005~2008年间在深、沪上市的776家非金融类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共3104个观测值）,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内部人也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控股股东、内部人等利用自身的权力将公司利益占为己有,侵害其他相关利益者利益的行为,此时公司将对其他相关利益者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利用2010—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未来特定的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SR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在公司治理效率不高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CSR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强,这也表明CSR在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企业中有着一定的重要性。

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研究

随着环境恶化、资源枯源以及劳工保护等问题日益严峻,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以委托代理理论及剩余索取权理论为基础,对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高管薪酬、董事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社会责任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履行社会责任与当期企业价值呈现显著负相关,但与后续企业价值呈现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持续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责任的履行力度和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通过对样本公司指标的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整体水平不高的结论。然后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通过对二者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公司治理因素,得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社会责任履行的结论。最后提出了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