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反思与重构:立法、学理及判例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是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的核心。证明责任倒置适用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受到普遍质疑。域外立法、学理及判例显示: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呈原告负担逐渐弱化,被告负担渐进强化路径;环境侵权领域因果关系证明主要采用因果关系推定而非证明责任倒置;损害对象的差异性,因果关系推定证明理论及证明标准亦有不同。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立法存在矫枉过正之嫌,与司法实践存在抵牾。针对环境损害对象(人身健康及财产)的差异性,以利益位阶理论为基础,统合因果关系推定各理论与不同层级证明标准,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进行类型化规范设计。这种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模式设计更有利于环境侵权领域精致正义的实现。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困境与改进建议

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存在逻辑漏洞,原因在于对“推定”这一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误解。推定通常具有“假设”和“推理”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本质差别,从而影响不同逻辑结构下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导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在环境侵权领域,要逐步放弃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定,防止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也可以采用比例因果关系的做法回避证明责任的适用。

论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的实现

在中国法语境中讨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出发点只能是证明责任倒置,而非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在理论上遭遇广泛批评,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权利人证明关联性存在,污染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变异方案,但该方案缺乏理论依据,且无法清晰划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因果关系要件的内涵,让“污染物到达”这一要素回归加害行为要件。由此形成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不但完美匹配现行法的规范目的,也足以满足司法实践对于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需求。

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是举证责任倒置还是因果关系推定,目前存在不同看法。举证责任倒置倡导者是从字面解释等角度去分析,认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完全倒置于加害方;因果关系推定的主张者则从立法政策等方面论证,认为受害人仍需要承担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需要平衡受害人与加害方之间的利益,本着受害人权益保护与加害人一定的行为自由一体考量的价值目标,科学配置他们之间的证明责任规范。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基于2005—2017年120份环境侵权判决书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的环境侵权案件逐渐增加。我国《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学界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初步责任应由谁承担有不同主张。有学者认为应该由侵权人承担(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未区分具体案件,应该适用因果关系推定。鉴于上述争议,笔者试图结合司法案例,并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应如何分配,从而实现法律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通过查阅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记载的2005—2017年120份环境侵权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要求被侵权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证明责任"以及依赖因果关系理论或鉴定结论等问题。进一步根据法经济学理论,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进行重新界定,分析发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最优选择是:被侵权人承担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明责任,完成证明责任后由侵权人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这一研究结论恰好与学界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推定"达成共识。且既可达到收益最大化,又可使预期错判损失最小化。故将立法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修改为"法律上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分歧。由于鉴定义务分配属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故而解决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现行法上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尽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但《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将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立法分析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立法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即应由加害人就其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要求受害人提交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学者认为该解释合理、正当,是对原法律规定的实质性解释。实质上,该解释本质上不是制度内的修补与完善,而是制度的更替:由原来的举证责任倒置变化为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尽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实质上具有一定的造法功能,但其司法解释的范围应受到必要的限制。该解释违反了《立法法》之规定,其做法并不足取。

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辨析

由于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我国立法中对于环境侵权逐步确立了在无过错责任下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但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本文分析了立法与司法中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问题的矛盾及其出现的原因,并主要对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的界定和区别展开分析,指出了二者在概念、逻辑结构与举证责任分配上的不同,并基于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对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问题倾向于法律推定的形式,肯定了由举证责任倒置到法律推定的改革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

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

环境侵权的最本质特征是间接性,即污染行为先对环境介质进行侵害,进而对他人人身、财产进行侵害。因其间接性的特征,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并不能完整的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予以证明,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入手,考虑到环境介质因素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影响,将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别分配受害者与环境侵害者,在受害者进行初步证明后,将举证责任倒置于环境侵害者,以实现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

推定、倒置抑或第三条道路——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该问题,学界存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两种意见。从文义上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对于该问题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无法兼容被侵权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对污染者过于严苛。因此有必要在解释上认为被侵权人的初步证明责任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前置条件,以缓解污染者过于不利的地位。而这一解释,既符合学界的共识,也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主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的观点。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证明的质疑与反思

环境侵权诉讼中,出于对弱者保护的立法目的,确立特殊规则以重新分配证明责任是立法的应然选择。因果关系推定方法是证明责任倒置规则适用的前提,二者分属不同领域,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由污染者对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引发一些争议,应结合司法实践采取客观目的解释方法,将其解读为相对的证明责任倒置规则,即在原告对因果关系可能性证明的前提下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再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将更具合理性。而在法律解释难以发挥作用之时,则需进一步完善法律,填补法律漏洞。

论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

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我国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即证明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二者均未能对司法实务之乱象进行有效的疏导,根本原因是都没有厘清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内在关联以及各自的功能界限。基于现行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应该是:先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进行证明(本证);若法官对此形成确信,再由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行证明(反证)。采用此路径产生的其他证明难题,可以通过对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施加解明义务、运用经验规则、适度降低证明标准并依赖法官在证明评价中的能动作用等,予以有序化解。

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规则,受害者很难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使得环境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中,采用盖然性证明标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因果关系推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规范是否免除环境侵权受害人在因果关系要件事实上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笔者认为,免除受害人关于"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或举证责任倒置均是对该规范的错误解读,环境侵权诉讼中认定因果关系的基点应是证明标准问题而非举证责任问题。

论环境侵权案件中部分因果关系的适用

在因环境问题导致的侵权案件中,原被告之间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往往会导致因果关系难以证明。本文总结分析了国外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阐释了我国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证明制度的转变,建议在我国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可以引用部分因果关系学说理论,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推动环境诉讼的进程。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中原告的举证责任研究

司法实践和最新的司法解释表明,对于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这一要件,加害方与受害方均需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而非完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在加害方的反证义务相对明确的情况下,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的关键便在于确定受害方的举证责任,设立因果关系推定的标准。这包含两个阶层的内容,即民诉法上关于起诉资格所规定的"事实依据"以及2015年司法解释中所称的"关联性"。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倒置问题分析——以浙江平湖案为例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侵权诉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环境侵权诉讼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的程序,但是环境侵权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导致在诉讼结构中必须构建证明责任分配中因果关系倒置。通过对国外经验、理论的分析解读,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理论运用到不同类型的案件中,以达到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之新规判解——以“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的检视为中心

同高度盖然性说、疫学因果关系说等的举证责任正置思维不同,《环境侵权解释》不仅确认了以举证责任倒置为基础的因果关系反向推定规则,还规定了原告关于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针对关联性的证明,原告可从时间先后的关联性、空间距离的关联性、环境接触的关联性、致害物质的关联性、生态作用的关联性、疫学原理的关联性和概率统计的关联性等方面入手。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进行检视,发现该案原告实际上已完成关于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而被告却未能完成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最终证明责任,理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判原告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