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行刑衔接机制探析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的上升趋势,对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行刑衔接机制予以优化显得极为迫切,具体应从正向衔接、反向衔接、双向衔接三个方面入手。行刑正向衔接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兼顾相关例外情形;行刑反向衔接应坚持行政处罚必要性原则,同时探索以检察意见书的方式推进环境治理;行刑双向衔接应注重细化证据的转化适用,提前固定不易保存的证据。

苏州地区第一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非法从事地下电镀作业,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废水,致使周边土壤、地下水严重污染。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依法立案受理了由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对赵某等人提起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昆山市检察院支持起诉。此案成为苏州地区第一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赵某在昆山市玉山镇某电子公司车间内非法从事地下电镀作业。为节约成本，赵某在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环保审批和未安装污水处理装置的前提下，只安置了几个简易工作槽，就开始了电镀作业，将大量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的电镀废水直接排放至生活污水管道，致使周边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

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研究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等现势需求,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利用U-Net++模型进行变化检测,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中公益诉讼对目标受损现状、变化情况等相关事实认定的要求,对变化检测图斑进行筛选,作为公益诉讼案件调查的线索或依据;并与已有方法卷积神经网络、U-Net模型进行比较实验;同时,以贵州省检察机关为试点,研发面向公益诉讼的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联动辅助取证平台。结果表明:本方法得到的检测准确度为83.08%,精确度为93.91%,相较其他两种模型在精确度、召回率、F1分数三个指标上的表现更好;本方法已在贵州省检察机关进行了应用实践。研究成果表明可为检察机关快速发现线索、还原事实真相提供技术参考。

郑州铁检机关:多措并举能动履职 开创黄河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新局面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确定为国家战略。2023年4月1日,《黄河保护法》施行,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集中管辖省内黄河流域环境资源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以来。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诉讼制度,两诉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诉存在法律设定重合问题和现实顺位冲突问题,这根本上是因为不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形成生态和谐。为推进两诉递进式发展,应当将两诉各自发展完善并形成紧密衔接关系。从两诉的关系出发,深入探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才能推动两诉进行有机衔接,共同推进我国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分析

在2023年新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主要集中关注和研究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两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两地为代表来探索青藏高原地区有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实况。对其所收集的典型案件,结合现实情况从相关的法律条文及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出发,立足于青藏高原地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运行现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问题浅析——以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青海,滋养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保护好“三江源”,守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命。大通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大要求和殷切希望,按照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重大部署,紧町目标任务、顺应时代要求、跟进发展步伐,以公益诉讼为抓手,认真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以“国之大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大局,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新青海大通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高检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选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开展了案件类型丰富、保护对象多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实践,在保护公共利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治理效能。发布典型案例,旨在通过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优秀经验做法,展现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履职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

基于环境公益诉讼视角的野生动物保护分析与完善

作为“四大检察”之一的公益诉讼自全面实施以来,在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等领域取得了不菲成绩。野生动物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具有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均不可忽视,理应受到重视,而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公益诉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和典型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检察机关提起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困境有野生动物立法理念存在局限,野生动物保护事后治理成常态,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狭窄,互联网野生动物交易新型化等问题。通过对立法理念进行矫正,构建野生动物保护风险预防模式,拓展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强对互联网野生动物交易监管等方式对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进行优化,使公益诉讼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思考——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的修改

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着特殊的制度安排,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诉讼性质及其原告主体的争论也未曾停息。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之际,本文从该条法律规定的争论焦点出发,考察立法原意,结合多年立法司法实践,借鉴最新改革成果,对该条法律的修改进行分析论述,并对下一步法律实施提出建议。

刍议环境保护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针对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频发,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生态环境的向往,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也相继做出了回应,由此也使得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了正当性依据。本文将结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实践中处理情况,讨论环境保护组织作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需要符合哪些具体的条件以及其成为原告的优势和面临的一些难题。与此同时,还将探讨优化与激励环境保护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构想,如多元化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负担问题、构建和完善检察机关支持环境保护组织起诉制度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组织自身体制建设等,以期为促进环境保护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参考。

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实践检视与法理证成

环保组织是否具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运用规范竞合理论可以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构成一般法律与特别法律之关系,《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确实构成一般规范和特殊规范的关系,但是两者的法律后果并非相互排斥关系,因而两者并不构成法律冲突。《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两套诉讼机制是并行不悖的,前者对后者起到补充作用。鉴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可以从适用范围、起诉顺位等方面对环保组织的公益诉权加以一定的限制。

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放宽了环境公益诉讼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将其规定真正实施,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未作为一种诉讼类型,提起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仍未明确,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具体规则,民间环保组织可能会无意愿或者无能力提起公益诉讼,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可能会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而且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也缺乏必要的衔接。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类型,清晰界定并逐步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提升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力,稳步推进环境审判体制改革,制定和健全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配套与衔接。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是通过降低起诉主体的诉讼成本,减少其诉讼障碍,保障切实维护生态环境权益的诉讼目的得以实现的一系列有效方法,具体包括公益诉讼基金与保险制度、费用减免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私人原告的胜诉奖励制度等。但是,权利的拥有者也容易转变为权利的滥用者,因此,需要通过滥诉防范机制对公益诉权进行约束。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激励和约束这两个维度可以促使生态环境权益真正得到维护。

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主,从确认公众(主要是自然人)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传统环境民事诉讼、传统行政诉讼"与"新型环境侵权责任、新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新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明确"环境利益"、"环境损害"和"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环境权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损害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因侵犯环境权而引起的诉讼,是对受到侵犯的环境权进行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民为了维护其环境权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而提起诉讼。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结合《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思考

公益诉讼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一种诉讼手段。它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紧迫需要。环境公益具有易受损性,"公地悲剧"在环境保护领域普遍存在。因此,在我国当前环境领域问题复杂、环境行政作为不足、管理能力不够的形势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不仅十分应当,而且十分必要。

论信访在中国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兼谈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为了研究信访在我国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应用逻辑推理方法,研究中国实行环境公益诉讼的条件,结论认为:信访的固有特征使其成为解决环境争议的一种有效机制。将信访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可以缓解中国环境法制不健全所带来的压力,而公民的环境权理论、公众参与原则、行政信访的宪法基础为信访在中国环境保护中的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还需要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环境信访制度。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辨析——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当前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立法及实践凸显,其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关系并未厘清。两者存在诉讼对象的交织融合;两者界分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属性的差异;因利益或权益享有者类似,原告资格范围类似,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应明确检察机关的起诉资格;利益特性导致救济模式上都遵循损害预防的原则,都是适用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典型;核心利益属性的差异致使两者在诉讼请求和责任承担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恢复原状”的适用上。与此相关的就是不确定的公共利益概念带来的相关制度困境,应在立法层面围绕公共利益使其法定化、类型化和具体化;同时挖掘公益诉讼司法适用的制度功能。

生物多样性的司法保护路径研究--以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

生物多样性一旦受到破坏,面临不可逆转的困境,如何预防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首要的选择。以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通过对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法律依据、路径、具体实践的观察,反思我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存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立法、程序缺陷,以及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缺位、审执断层等问题。借鉴域外“蜗牛镖案”的实践经验,提出以技术事实和科学证据查证为连接点融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并从实现预防性功能的判断主体的专业化、目标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论证审判程序改进的建议,进而提出打通“审理—裁判—执行”的梗阻,打破法律和技术之间的认知障碍,平衡技术审查和法律审查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