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责风险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以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问责制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环境问责制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语调可靠度,来降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政企关联强、风险承担水平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高的企业,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拓展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微观后果,为规范环境风险挑战下重污染企业的审计定价、优化环境规制体系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县域政府竞争的调节效应

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协调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利用2012—2021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分析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准自然实验与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生态环保督察通过资源调控、纵横联动、监督威慑、约谈问责等多元化的行为,形成要素集聚、组织变革、文化重构及服务整合等多种效应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县域政府竞争对这一关系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起到先增后减的倒U形非线性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政策对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地理区位、粮食生产区域属性以及电子商务示范县资格的不同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在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县域政府竞争强度和县域差异,有效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可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强化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要通过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与提高审计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开展“回头看”省份的国有企业及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府际协同的影响——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然而,府际协同、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等问题限制环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本研究深入探讨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问题上的实际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督察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激励、强化问责的方式,从而改善政府和企业行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分析与整改建议

文章基于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数据,分析各省份受理有效举报数量、交办情况、办结情况等相关数据,提出进一步做好督察整改的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何以生效?——基于弱排名激励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环境治理遵循以强激励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治理逻辑,但压力型体制并没能如预期发挥作用,环境治理中实际呈现“弱排名激励”逻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解决中国治理难题的重要实践。该研究从“弱排名激励”逻辑出发,利用2014—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重构作用,并分析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两大抓手的政治晋升(实现央地激励相容)和公众参与(改善央地信息不对称)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后,地方环境治理呈现“环保资格赛”的强激励逻辑,且上述结果仅发生在低财政激励地区;②基于经济考核的政治晋升压力弱化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策效果,央地激励相容现状仍不容乐观;③涉及大气污染的公众参与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效果起到强化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该研究就如何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激励层面、信息层面提出政策启示。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四川省生态保护政策建议

立足四川重要生态屏障地位,分析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指出的问题和关注趋势,将四川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指出的问题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开典型案例进行了对比,发现生态破坏类问题占比最多,总结分析了生态保护与发展、安全边界、自然保护地、监管执法四方面的问题,提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生态价值转化体系”“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三大生态保护修复政策体系,并进一步给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快建立生态价值转化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等具体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建立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战略,符合绿色减排、节能环保的生产发展目标,相关督察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内部体系和生态规划方向。以中央为核心进行双轮驱动式的生态环境督察机制,符合顶层制度;全面升级系统内部监察管理制度,改善环境问题和空气质量问题,突出环境保护效益,优化环境保护效果,明确监察结果,有利于运用督察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发展。在第三方机构的共同参与下,以首轮评估机制来落实解决对策,提出参考建议,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循环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不断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环境保护督察：推动建立环保长效机制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党政同责的核心制度安排。本文从督察制度在国内外各领域的实践研究出发,认为督察制度已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但环保领域常态化与规范化的制度实践仍然缺乏。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法规依据。最后,本文从推动党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透明化管理,健全公众参与督察机制,建立政府环境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重要的生态环境监管问责制度。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构建了生态环境部系统内和中央层面双轮驱动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其中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顶层制度安排,是对生态环境部系统内督察制度的全面升级,这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提出强化督察结果、运用督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首轮督察评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供政策支持。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优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实施已近20年,但仍存在较多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典型案例。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中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进行分类分析可见,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主要集中体现为六种情形,且具有隐匿性和主体多元性的特征。各地或企业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也屡次提及环评制度。鉴于此,建议进一步修订《环评法》,完善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主体法律责任。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机制下如何推进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建设

2015年7月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2016年1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机制启动实施。根据2015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水利部也正在积极推动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建设。文章通过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机制情况与特点的梳理总结,分析了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下国家水资源督察可发挥的独特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借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设计的建议。

贯通发挥监督作用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队伍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但少数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走向了事业发展的对立面,人生毁灭,令人惋惜。如何保障督察事业全面健康发展,维护督察铁军标杆形象,使督察人员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各方面监督作用,是推动督察领域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际,本文提出监督的具体措施,以期推动督察领域高质量发展。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探析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大制度安排。近年来,中央环保督察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对于推进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央环境督察体系进行探讨,对督察的背景和意义、督察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对提升督察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提出建议,国务院应制定条例明确督察的法律地位,分类开展督察、在科学评价各地环境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差异化督察等,提出明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体制机制、提高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性等相关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分析

文本主要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先阐述了环保督察中发现的环评与排污许可问题的主要类型,如规划环评方面、项目环评方面、排污许可方面等等;然后提出了几点措施,如明确环评与排污许可领域问题类型、明确督察整改的责任主体、加强环保督察对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执行的保障。通过以上措施,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