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环境、健康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将CGSS（2006）个体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规避环境风险的能力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暴露水平和健康效应，成为引发健康以及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流行病学中污染健康负担测算方法，估算了2003～2010年中国112个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地区分布以及对地区间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越落后，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就越重，且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污染健康负担使地区间实际经济不平等上升了1．33％～9．919％；利用1998～2011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会通过健康影响到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基于污染的“亲贫性”以及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须警惕“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

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的实证研究

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清洁的家用燃料是保障家庭成员健康的基础。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人力资本理论,构建理论模型深入考察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的影响和互动机理。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改善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够有效帮助农村居民摆脱"环境健康贫困"。实证结果表明改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健康和收入水平,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每提高一个等级,家庭成员患慢性病概率就会降低,且收入增加一倍有余。(2)收入越低、健康状况越差的家庭,环境卫生服务可及状况也相对较差,而改善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能更好的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健康和收入水平。根据数据分析,农村弱势群体无法同等机会享受到自来水、冲水厕所和天然气等服务,健康能力被剥夺,健康状况下降,一年内工作的时间相对减少,收入下降。(3)环境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与收入三个变量形成稳定的循环影响系统,彼此存在很强内生性。

环境健康公平理论的内在机制与政策干预

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与环境健康效率议题相比,环境健康公平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较为零碎。环境健康公平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的微观机制,即差异化的污染暴露水平和差异化的污染健康效应,弱势群体往往更容易暴露在污染源中,也更容易展现出污染与健康的效应关系。环境健康贫困陷阱是在环境健康公平微观机制的作用下,在宏观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污染与发展之间相互演进的轨迹,当下中国也面临着陷入"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环境健康公平理论的研究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拓展和深化,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建立相应的制度干预框架和责任分摊机制尤为重要。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政府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