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众参与权司法救济的可得性障碍与纾解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公众参与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环境公众参与权,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司法救济衔接配套规定,实践中公众基于该项权利规定寻求司法救济时常受限,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对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起诉资格的限缩认定,亦存在诉讼救济与非诉救济程序衔接协调问题。根据权利必须救济、对应性救济和便捷及时高效救济原则,建议强化诉讼救济与非诉救济的衔接,拓宽认定法院受案范围和起诉资格,依法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提升环境公众参与权司法救济的可得性,进而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保障。

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路径思考

现行环境公众参与立法相对分散、较为片面、法律位阶低,由此导致参与的主体有限、方式单一、程度不深。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以公民环境权为基础,在环境和社会治理中有重要价值。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应当先修订《环境保护法》,然后制定专门的"环境公众参与法"。

协商民主视阈下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疏失与更新

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初步规定了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但既有立法存在专门性不强、规范零散未成体系、程序规定不足以及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弊端。学界既有研究的弊端检讨与完善建议流于就事论事,未从保障民主实现的价值目标出发,具体建议难以见容于当前制度体系,理想化大于现实操作性。

“二元协商”模型对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环境公众参与被定位为实现环境民主的具体制度,对其制度现状的审视与制度完善的建议应纳入民主理论框架内。协商民主理论与环境公众参与具有内在关联,完整的协商民主程序应包括公众参与结构性的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二元协商"框架模型,该模型对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学习阶段的审慎民意调查、网络公共论坛和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为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知识准备和程序训练;公众可以通过公民陪审团和社区环境活动等形式正式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论环境公众参与之组织化道路

环境公众参与在环境活动中已经形成了"爆炸"势头。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赋予民众监管环境的实质性权利,NGO的环境监管模式更是受到普遍认同,环境民间组织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环境监管功能。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普遍存在着实效低下,甚至是活动合法性都面临质疑的的情况,这一新型制度的发展问题颇多。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公众参与的过于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化规模,缺乏专业力量,民众参与成为政府部门可以控制的"合法"方式。

完善环境公众参与的基本途径——厦门PX事件的法律思考

不论是从国内环境法的层面还是国际环境法的层面进行考察,我们都可以认为民主参与是环境保护领域必须高举的大旗,公众参与原则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处处渗透着民主参与的精神。但是,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在实现的途径上还存在一些弊病,如公众参与的范围较窄、方式和内容在立法中原则而抽象、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不够强,公民环境法律权利的缺位以及环境与发展决策中法律机制的缺失等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从厦门PX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实现途径的法律思考。

论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问题

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在目前中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笔者从“公众参与”的范畴界定及理论分析着手 ,分析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现状 ,并提出了对建立我国未来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几点框架性建议 。

论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中“公众”的界定

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已成为各国环境保护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是环境民主的体现,也是环境保护和管理不可缺少的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环境公众参与原则有明确的规定,但规定的却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特别是环境公众参与主体的范围规定。本文主要对环境公众参与主体中的"公众"的范围和条件进行探讨,以期对其有一个确定的认识。

河北省公共图书馆环境公众参与服务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暴露,直接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背景,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引导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生态建设也由此展现了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集中地,其本身负有的宣传教育职能,决定了它必须开展环境公众参与服务。本文在对公共图书馆职能定位作出简要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河北省公共图书馆环境公众参与服务现状,并重点就其相关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

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理论基础初探

在我国的环境法学界,学者们对公众参与原则的认识存在着分歧。这影响到了该原则在环境法中的确立和参与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造成人们对公众参与原则认识分歧的原因在于对该原则理论基础的研究明显阙如。文章从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对公众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作了粗浅的探讨。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度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参与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本文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环境公众参与度进行了思考,提出提高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度,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把握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实践中从法律法规、制度保证、理念培育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论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宪法化及宪法审查——以法国《环境宪章》和《环境法典》为中心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民主化和现代化,环境公众参与由环境法基本原则逐渐上升为宪法原则。环境公众参与的规范形式在法国经历了环境单行法原则、环境法典总则原则和宪法原则三个阶段。宪法化的环境公众参与原则与程序性环境权建立关联,充当着宪法审查依据。宪法委员会据此建立相应的审查标准,倒逼环境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和民主程度。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正处于单行法原则的阶段,未来的环境法典编纂有必要注重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规范形式和制度建构,并从宪法和宪法审查层面前瞻性地考虑环境公众参与的地位。

论环境行政指导介入环境公众参与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文概述了环境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反思了环境公众参与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之上论证环境行政指导介入环境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希望能为环境公众参与原则的实现找到更为制度化的路径。

论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

近些年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一问题公众参与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环境公众参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如何使环境公众参与切实有效的若干建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通知(苏环规〔2023〕2号)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现将修订后的《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2023年12月29日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第一条为保障公众生态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公众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政企合谋作为弱化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主体之一,其环境参与行为能否约束政企合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考虑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合谋行为会加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公众环境参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约束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互联网的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不仅能够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能够对政企合谋行为形成监督,弱化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有助于发挥公众环境参与有效性,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

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正当性及制度价值分析

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指的是公众或其代表根据国家制定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义务参与各项保护环境活动的制度,是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环境决策行为、经济环境行为以及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制度,是一种听取公众意见、取得公众认可的环境保护制度。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已经为许多国家所认可和采用,但在我国其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如立法层次偏低,仅停留在行政规章的层面;立法规定相当粗糙,立法的有关规定不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责任规定不清晰,法律后果规定的欠缺使相关立法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公民环境权的角度分析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正当性,环境权是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权利基础,环境正义是其存在的价值基础。从法理的维度分析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制度价值,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是不同社会主体存在利益冲突时的公平解决机制,是程序正义的有效实现方式,是促进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协商民主的具体体现。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怒江”建坝决策中的公众环境政治参与个案研究

选取"怒江"建坝决策公众参与为个案,采用访谈和文献研究法对其进行考察和过程描述,归纳出环境政治参与过程的特点,进而分析环境政治参与的特征,以期为中国环境政治参与研究提供实证借鉴。研究结果表明,"怒江"建坝决策政治参与是一个由ENGOs为关节点的开放网络型参与,以媒体工作者和环保生态专家学者为核心的城市知识性中间阶层是中国环境政治参与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公众进行环境政治参与的原动力是保护环境,其中ENGOs环境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环保理念与政治理性并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