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检察机关视角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

“重大风险”的认定是困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因素,也是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公益诉讼代表人的角色,但受制于“重大风险”内涵不清、支持起诉职能存在缺陷等问题,当前检察机关缺席“重大风险”的认定,这有悖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也不利于对“重大风险”的合理认定。为此,应借助“主客二分法”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与认定标准,确定检察机关在认定“重大风险”过程中的辅助支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检察机关行使支持起诉的职能,推动检察机关助力“重大风险”的认定。

“鉴定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法内部化的成本——基于267份一审判决书的深度调查

“鉴定贵”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务中反映的诉讼成本难题,有必要对此展开实证性研究。抽样调查显示,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中,仅约五分之一因取得环境损害类鉴定证据产生了鉴定费用,并且平均鉴定费不足五千元。这与实务界人士声称的动辄“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鉴定费存在明显差距。究其成因,面对高昂的鉴定费,受制于支付能力,检察机关在法院支持下采用了多种规避方法。然而,这些规避行为实质上有损判决的公正性。这表明“鉴定贵”是一项无法内部化的诉讼成本,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缺乏实效性,有待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陆海统筹视域下海洋与陆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协同研究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海洋环境问题较强的涉外属性决定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格主体、管辖法院等方面存在特殊的规定,此种特殊规定不宜废除。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的关系造成了海陆交叉污染案件存在适格主体、管辖等争议,且存在两诉协同上的挑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在地理概念上的海域,这割裂了同一污染行为下陆地与海洋的联系。陆海统筹理念要求打通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以陆海一体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可对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进行陆海一体化调整,以克服陆地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轨并行造成的协同问题。具体而言,在海陆交叉污染案件中可以损害发生地为判断标准,当损害发生地在海洋时,则以海统陆,属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当损害发生地在陆地时,则以陆统海,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及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界分不清,是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衔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在分析两种诉讼制度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二者属于本质趋同、功能不同的两种诉讼制度。就救济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而言,应在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以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两种诉讼制度功能进行合理调整,明确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界定为“事前预防”,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为“事后损害填补”,以此纾解两种诉讼制度在衔接适用方面的困顿。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一破坏行为在导致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同时,往往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因此,文章根据救济对象的不同,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是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该制度能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分歧。运用法解释学、案例实证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立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指出在适用中存在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无区分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的关系不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够具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并提出制定衔接机制,明确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确立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抵扣规则;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的完善路径,进一步规制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定位

基于预防为主原则的广义理解,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将涵盖危害预防和风险预防。危害预防的对象是即将发生的环境损害和相对确定的环境危险。风险预防的对象是损害发生概率不确定的环境风险。从实践上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以环境危险认定重大风险,主要涉及危害预防功能,并未涉及风险预防功能。从理论上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从危害预防拓展至风险预防,将会面临风险沟通限制、司法权行使边界和风险预防措施决定三个难题。法院可以通过建立初步可能联系审查标准,优化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形式审查,尽量排除风险预防案件的受理。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利益保护的最新制度成果和重要举措。当前,尽管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框架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完成,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和质量却并未达到预期,还存在着诉讼主体资格范围狭窄、受案标准不清晰、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欠妥、责任承担方式僵化以及与环境执法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因此,出于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实现制度功能的最终目的,应当实施放宽主体资格范围、明晰受案标准、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路径、探索灵活有效的责任承担方式及执行措施、加强与环境执法制度衔接的具体完善方式,以促进制度实施效果。

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展开与规范构造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损害结果填补修复”为主要手段的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现实需求面前力不从心,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条内容的阙如导致环境重大风险的预防标准和举证规则等司法实践脱节。本文遵循“原则—个案—专门化司法”的发展方向,基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对比,将德国风险三分理论和美国中间性禁止令等审查标准展开比较分析与经验镜鉴,建议法律在完善和适用中应充分发挥重大风险的预防特质,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外延、矫正认定权属主体、科学审慎分配证明标准和内容,设置多元的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资金的管理路径选择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环境维权机制,但其中涉及的生态修复资金却存在管理方面的困顿,制约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发挥。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生态修复资金的管理机制进行现状考察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生态修复资金管理主体杂乱、管理主体权力扩张、监督体系缺失等问题。为确保生态修复资金在生态环境修复中得到最优利用,应当确定生态修复资金的合理管理主体、明确管理权限、建立监督体系,以真正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追求。

面向不确定性: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规则反思与重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分析典型案例发现,侵权要件式证明责任规则预设并不能够适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生逻辑有一系列不确定性,其事实认定模式是风险控制型而非传统回溯型。这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需要面对和处理特有的重大风险不确定性,具体包括重大风险的定义、重大风险的发生、重大风险的承担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和消减不确定性,未来从概念、方法和规则方面入手,采取从严限缩解释重大风险的定义、培根式概率评估重大风险的发生、经验规则认定重大风险的承担等方式重构证明责任规则。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之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承载着风险防控的价值理念,在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中被寄予重大期望。该类诉讼的启动以“重大风险”的认定为前提,但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呈现出认定范式尚未统一以及司法者能动性不足的实践样态,无益于该制度的落地实效。“重大风险”的内涵不明、证明责任的规则阙如及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间的非契合性已然成为该制度的病灶。因而,有必要通过厘清“重大风险”概念内涵、完善实然法上的证明责任制度、弥合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之间罅隙,真正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端预防优势。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进路

通过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现实背景与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并围绕相关规范展开法教义学阐释,可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坚实的适用基础。然而,立法的模糊规定导致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法律指引,产生适用条件表述不清、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难以确定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其他金钱赔偿义务混淆等现实困境。因此,基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需要和“过罚相当”原则,应通过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设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合理标准以及厘清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顺位关系来构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规范进路。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研究——以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存在共通与差异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初步厘清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但因条款过于笼统,实践中缺乏效率。《民法典》出台后,二者的区别正在逐渐模糊,并出现融合的趋势,当前最主要且明显的区别是主体不同,二者的衔接应从起诉主体背后的行政权与检察权的关系着手,设置衔接原则以及衔接路径,最大限度发挥制度效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基于流程重构理论提升检察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效率研究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进一步推进,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类诉讼不仅直接体现司法公正,也关涉生态环境是否及时得到修复。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范、实践案例可知,当下由于缺少理论支撑和制度支持,该类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做法不一、诉讼效率不足等问题。为保障生态环境及时修复、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流程、提高该类诉讼效率,应引入流程重构理论,构建起从案件庭前证据证明标准及责任划分、诉前公告流程重置、诉中审判流程优化的案件全过程高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