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导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外部实践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已经有了初步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司法机关也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试点工作。但是应用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企业合规之刑事化趋势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建设仍然缺失且司法联动协调不足。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刚刚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方面的实践,现仅存在一些检察机关为主体的司法判例。而针对于检察机关为主体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司法判例更加微乎其微。此类困境明确表现出当前合规制度建设中外部实践路径的不足问题,故应当从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路径为角度进行探讨,初步探究统一合规标准、推动司法联动的解决措施,以期加快合规制度的内外合力构建。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实践检视与制度构建——基于人民法院参与下的制度路径

202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全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要求,人民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具有秉持民事、刑事、行政一体化理念的特点。鉴于此,环境法具有跨民事、刑事、行政的领域法属性以及环境侵权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一系列诉讼制度基础。同时,企业刑事合规的预防性、恢复性、协商性等原则与环境法的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等具有内在契合性。现阶段企业合规改革主要以企业刑事合规为主,其主导机关为检察机关。文章在现阶段改革基础上,聚焦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这一具体领域,总结当前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实践运行中的经验,同时检视其症结所在。就此进一步探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人民法院参与视域下的延伸,并根据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架构中的职能定位进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模式重构,提出“法检协同合作”模式下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构架,其主要包括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启动、审判阶段合规监管机制第三方引入、刑法激励措施拓宽等具体制度建设。

论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构建

作为专项刑事合规,环境刑事合规的主要作用是应对环境刑法追诉引发的企业危机,通过查环境管理之缺、补制度之漏,建立有效的环境资源保护合规管理,企业从而获得刑法激励。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是刑罚一般预防原则与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深度融合,具有正当性。对该制度立法设计时,应当以涉嫌犯罪企业(侵权人)与被害人(被侵权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并适时履行为前提,衔接现有的环境侵权私益诉讼、公益诉讼。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实施,适用对象为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具体内容包括环境刑事危机预防机制、环境刑事风险识别机制与环境刑事危机应对机制。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之犯罪预防路径探析

企业因活动范围大、经营种类广、接触环境资源较多,成为了环境破坏和环境治理约束的重要主体。随着企业合规制度逐渐进入中国并不断推进,专项合规之一——企业环境合规为企业环境犯罪风险预防、企业环境犯罪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战略部署,也为加强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了推动企业环境合规制度在我国现有司法框架内进一步落实,应结合我国已有的试点改革经验,遵循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脉络,从企业的内部治理、外部激励角度为着力点,构建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路径。

绿色治理视角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

面对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理念尚未确立、立法依据不足、实践尝试有限和制度缺失严重的困境,可尝试用绿色治理观为其制度构建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相应地,引入绿色法律治理能够指引和支撑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价值理念确立、顶层制度设计和机制手段协调方面的逐步完善。申言之,基于内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当包含基本规则设计、组织队伍建设和支持监督机制等内容;基于外部治理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应主要包含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导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和审判阶段法院主导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并且在分类处理、激励形式及其适用条件、合规计划制定实施及其监督、评估和验收上互相协调、形成合力。

审判阶段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认定

基于环境资源犯罪的特征,较多的环境刑事合规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在现有司法实践中,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主导的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认定,都以涉案企业有效修复生态法益为前提,并呈现出启动的宽泛性特点、认可的积极性与量刑的宽容性。从功能上说,审判阶段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认定能够体现程序正义、契合控审分离与探索协商性司法。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审判阶段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司法认定路径,在启动时应当由检察机关主导、审判机关进行形式审查;在具体程序中,审判机关对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实施实质审查;裁量时将日常合规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情节,将有效的环境刑事整改合规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