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制度针对跨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对于克服环境污染治理中的问题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是该制度涉及不同的行政区域和各地方政府,跨区域和多主体的特点使得该制度施行受阻。从法经济学的角度,从创新环境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区域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关系以及进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三个方面完善该制度,助力形成良好的环境治理机制。

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检视及完善途径

为充分发挥法律对区域环境发展和利益协调的保障作用,基于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对部分省市已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本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各地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以松散型立法模式为主,尚存在松散型立法模式与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不匹配、区域间主体协调机制未建立、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提出了将现有的松散型立法模式转变为紧密型立法模式,构建区域协同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和完备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机制等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完善路径。

网络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现状、成效及对策

当前,区域环境治理已进入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广泛而深度合作的时代,网络特征越发明显。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从府际关系网络、跨区域治理组织、合作协议体系、多主体协同效应、机制创新等方面总结网络视角下环境协同治理现状及成效;结合存在问题,从治理模式转型、跨区域统筹能力、跨界协调机制市场化治理工具、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适应性嵌套”逻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分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实践变迁,既有研究多从工具视角出发探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对其内在逻辑则缺少系统分析。文章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为参照系,从外部情景、内部系统与交互效应三个维度阐释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整体逻辑。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呈现适应性嵌套的逻辑进路:应对跨域性风险与治理碎片化困境、区域战略与环境政策双重演化、经济区域化、环境正义需求等外部情景,中国区域环境治理内部系统在环境产权分置、环境治理单元扩展、社会公众环境参与、中央政府统筹协调等交互作用下,产生了治理结构优化与环境效益改善的反馈型协同效应路径。应对日益复杂的区域环境治理议题,需要将真实世界的“社会生态系统”映射于理论研究的“社会生态治理系统”。未来相关研究要注重构建并检验中国式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探索复杂系统管理视角下的区域环境治理共同体理念、设计“情景—手段”动态匹配下的区域环境跨界治理方法、审视网络分析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中的工具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制度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场域,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现状的系统性考察和分析发现,还面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碎片化仍存、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地区差异明显、治理规则效力层级不足等结构性难题。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领域诸多难题的解决,亟需构建统一的系统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制度。在现有区域合作规则基础上,提升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体系化水平,弥合大湾区环境治理制度地区差异,引导软性环境协作治理机制上升为硬性法律制度,成为构建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制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湾区的核心要义。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概念辨析、基本类型和优化趋向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应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必要之举,也是克服“治理失灵”在治理形态上的有益探索。中外在治理与协同治理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且呈现丰富性和多义性的特点。嵌入式合作制、约束性契约制、委托性授权制、权威性强制制是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四大类型,而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治理形态,取决于区域环境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解决的需要,以及协同风险下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等多重因素。未来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优化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发展模式—空间形态—治理模式”的多向互动,形成“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过程”的循环系统,推进“属地管理”向“协同治理”治理形态的转变和融合。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行动奏效了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环境治理效果评估

效果检验和评价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2013—2018年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月报数据,以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评估区域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指标上呈现差异性;协同治理在全国层面并未有效改善综合性的空气质量,但降低了二氧化硫浓度;协同治理对京津冀区域综合性的空气质量改善和二氧化硫降低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协同治理显著降低了长三角区域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3种污染物浓度。由此提出改进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有益建议。

环境协同共治模式下农村垃圾治理的制度及技术参与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针对广大农村地区垃圾治理存在制度不完善、技术落后、农户参与度低等诸多问题,以河南省农村垃圾治理为例,探讨环境协同共治模式下的制度及技术参与。提出一系列创新性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案,如“三次四分”制度、“四化协同”制度、“五共融合”制度,破解分类难题,对收处过程进行链式管控,建立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引进智能分类设备、无人机技术,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鼓励政府和农户参与,建立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案,有望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深入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重点领域之一。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逐渐完善,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蓝天碧水的优美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重点任务,是推进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有力抓手。推动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对于展现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实现建成美丽中国愿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差序协同:跨域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图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跨域环境治理在复杂的主体利益关系模式下表征为圈层嵌套式的差等网络结构与级序行动逻辑,即差序协同模式。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差序协同既源自于跨域环境治理知识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分离,又归因于权力结构内部权力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受此影响,跨域环境治理极易陷入过密治理与试点空转以及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的藩篱与窠臼,由此阻碍“制度—效能”转化,以致“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样态此起彼伏。为达到“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国家治理高度,就我国跨域环境治理体系而言,我们应将政府、市场与社会视为一个抽象的连续体,并以链式思维消解行政替代困境和自治缺位困境。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论制度协同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创新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得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区别于“权力+干预”的权威型模式以及“主导+单向”的激励型模式,以“领导+主导+参与”为主要导向的生态环境合作型治理模式已成为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的协同性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保障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协同存在的制度体系目标与制度体系效能客观相悖、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主体职能重叠与信息缺位、责任保障机制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等不足,提出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注重用最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科学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机制,逐步实现智慧型治理模式;合理衔接生态环境公法与私法责任制度,实行终身追究制,有效回应适度法典化。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区块链赋能区域环境治理:逻辑、框架与路径

区域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图景为“生态区”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在协同共治中迈向“环境善治”。然而,当前区域环境治理工作仍存在治理理念缺失、治理工具乏力、治理结构失衡等问题。区块链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一项集成技术创新,其赋能区域环境治理的基本逻辑在于“治理理念嵌入—治理工具创新—治理结构变革”。立足此逻辑,可构建“公有链平台+联盟链架构+私有链装置”的实践框架,该实践框架能够在动态汇聚底层数据基础上,以数据流驱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处理各类区域环境公共事务,并为敏感数据提供安全的储存环境。为有效推动此框架的实施落地,未来还应加强“区块链+区域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以技法融合为规制路径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区块链技术应用能力。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主体动力。

区域环境治理推进的崇明岛实践——跨域治理视角

省际毗邻区域是各行政区省市的接壤边界,对跨域政府间合作要求更高。由于毗邻区域的“边界性”和环境问题的“弥散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打破行政边界是走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一步,是解决跨域环境问题的关键。本文以崇启海三地的合作治理经验作为分析对象,分析了省际毗邻区域应该如何破解跨域合作治理的困境。崇明区、启东市和海门区三地通过党的领导、组织协调、市场协调等措施,推动了三地在跨域治理工作中的互融互通、共建共享。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既是应对环境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本文在构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揭示和识别了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在机制的主要内容和交互影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协同“起因、主体、动力、行动、结果”互为一体的循环系统,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包括组织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反馈机制和交互作用机制等在内的有机体系。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及其构成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进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和现实问题解决时,需要深入辨别并融入具体情境,才能把握其实质。

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