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网络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现状、成效及对策

当前,区域环境治理已进入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广泛而深度合作的时代,网络特征越发明显。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从府际关系网络、跨区域治理组织、合作协议体系、多主体协同效应、机制创新等方面总结网络视角下环境协同治理现状及成效;结合存在问题,从治理模式转型、跨区域统筹能力、跨界协调机制市场化治理工具、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行动奏效了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环境治理效果评估

效果检验和评价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2013—2018年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月报数据,以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评估区域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指标上呈现差异性;协同治理在全国层面并未有效改善综合性的空气质量,但降低了二氧化硫浓度;协同治理对京津冀区域综合性的空气质量改善和二氧化硫降低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协同治理显著降低了长三角区域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3种污染物浓度。由此提出改进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有益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中国水环境协同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治水流程闭环与协同机制统筹的思考

基于“前端管控、中端处理、末端保护”的治水流程闭环思路,从水资源禀赋、水污染防治及水资源保护三个维度构建了水环境治理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核密度模型探究了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水环境治理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此,依据“空间-政策-经济”(S-P-E)协同矩阵划分协同治理区域并测度其协同治理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水环境治理水平呈现“东部领、中西追、整体升、省域差异波动扩增”的时空演化特征.现阶段我国可划分8个具有“空间邻近、政策扩散、经济关联”协同特征的水环境协同治理区域,各区域间治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均表征为“S”型波动上升态势,且进一步发现水环境治理发展优势是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提升的必要条件.农、工业结构、农业机械化及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协同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对外开放、城市化及人口密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工业密度与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效应,且水环境协同治理自身具备明显的“动量效应”.

环境协同治理改善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吗?

环境问题呈现跨区域扩展特征,环境协同治理旨在解决跨行政区划问题,实现区域环境整体利益,其实施效果如何?文章引入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度量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变化,实证分析中国环境协同治理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效果。研究采用中国104个重点城市2006~2015年的数据,基于改进的交叉效率模型测算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基于Tobit面板回归模型,结合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实证分析环境协同治理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协同治理能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但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削弱这一效果,其中谈判成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因素后,这一结论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建立动态、有约束力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必要的。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主体动力。

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及破解路径:基于ANP-SD模型的动态仿真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部结构复杂、外部联系多元,仍存在协同机制的低效运行、效果欠佳等治理低效的困境。明晰该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隐性层面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刻不容缓。首先,系统梳理了18个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构建了ANPSD动态仿真模型对协同治理效果的演化规律进行动态仿真。结果发现:京津冀发展的差距较大、协同机构权威性不足、政策评估体系虚化、横向沟通不协调是影响显著的四个关键隐性障碍,动态地影响着治理效果,呈明显的负相关特征。其次,基于动态仿真的结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和政策建议。动态模型的构建丰富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为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应。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绩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我国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设规划提出后,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为提升京津冀各市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对京津冀生态环境的治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目前京津冀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绩效两级分化等诸多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提高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对策,进而提高三地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综合指数,最终实现三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任务驱动型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的演化与比较——以京津冀环境合作为例

提炼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既是将中国鲜活环境治理实践探索进行理论抽象的必要途径,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构建了包含“环境经济背景、初始条件情况、基本运行机制、协同组织演变、激励约束机制和治理模式评价”等“六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前、后两个阶段的京津冀环境治理为案例,深入考察了其所代表的从对等型到权威型演化的任务驱动型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特点。研究发现,任务驱动型模式短期治理效果比较明显,但也存在层层加码等不足,未来需扩大治理主体,引入更多市场激励型手段,并构建长效机制。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是“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其既有内嵌于制度、文化、习俗的自发性,也具有人为的设计性和诱导的目的性。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区域实践和环境政策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对其内涵、特性与限度的辨析,将有利于厘清问题实质、推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相关概念之间既有关联性,也各有区别,根源在于作为本源的“治理”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非线性与演化性、复杂性与适应性、周期性与迭代性等特点,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其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是应对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适宜模式,但其有效性具有边界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

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生态困境,指出其存在生态环境脆弱、跨部门协调困难、治沙方式落后等问题,提出了树立生态经济思维、强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创新治沙方式等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提法得益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契合,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仍显"生硬",为此,有必要对它多元善治的行为思想、协商合作的行为过程和正和博弈的行为取向等行为逻辑进行深入探究。而要让这一治理模式得以实践,则需要克服传统的治理观念、垄断的权力机构、残缺的市场机制、脆弱的社会组织和滞后的公民素质等一系列障碍的阻扰,从优化权责体系、塑造协同关系、搭建信任平台、培育社会力量和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着手,发挥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源整合优势,实现协同功效。

绿色价值链推进环境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究——基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

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多元主体间价值、利益的结构性困境导致环境协同治理大多停留于倡导阶段。通过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构建绿色价值链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环境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评价指数的发布,激活和提升了社会对企业污染行为及政府监管的舆论监督有效性,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信息支持;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等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使企业成为推进环境协同治理的主动参与者,是构建绿色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环境协同监管良性的反馈闭环,有助于培育环境协同治理必需的社会信任,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推动着环境协同治理的持续发展。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创新路径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大致分为宏观战略规划模式、项目化推进模式和联席会议的联动模式。当前,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行政分割化、属地碎片化和市场失灵等问题,亟待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各环境治理主体的作用。

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

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实地调查,基于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转化机制—效能呈现”的分析框架,讨论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水土流失问题社会化的基础上,各主体达成治理共识,在高位推动下生成协同治理势能是效能转化的前提条件;效能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协同类型有其差异化转化机制,即以组织建构和压力传导促进多部门、多层级协同,以制度规范和多重激励促进政社协同,以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促进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最终将效能呈现为合作化技术创新、共赢式开发治理和协同化目标推进。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要注重构建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催生协同治理势能;根据不同协同治理行动的内在逻辑,运用差异化转化机制;突出协同治理效能的共赢和共享性,以进行可持续的势能转化。

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调研:政策工具的视角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实现"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政府、社会、村民的多方协同治理,政策工具的选取、组合、使用,决定了协同模式的构建。本调研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考察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根据所得数据科学研究分析,科学合理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以期为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实证借鉴。

让社会活力激发出来: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

社会活力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长三角水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社会活力的竞相迸发。“让社会活力激发出来”是一种彰显水环境治理内生性、吻合治理主体“米”字形建构以及治理环境交互作用机理的“善治”思路。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能够体现多元主体共在、平等、信任与互惠关系的相对稳定的新型合作制组织。长三角地区在组织、政策、平台等方面的一体化实践为水环境协同治理中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使行动者网络的出场成为可能。然而,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中行动者网络的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与“共进式增能”来实现行动者网络实效化的常态机制。

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基于“制度——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

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是公认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行政区的属地化管理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目标冲突和利益分歧,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容易产生信任匮乏、非对称性资源依赖、政府“热”民间“冷”等治理难题。国家自主性的嵌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消除外部性所带来的负溢出效应,为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提供合理的制度空间。国家自主性的嵌入需要“制度”与“行动者网络”的双重嵌入。“制度——行动者网络”协同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多元治理主体策略性互动的深刻诱因,可以产生超越政策动员的深度协同。通过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中制度与行动者网络存在脱嵌现象,导致国家自主性的流失。当前,长三角水环境协同治理,亟须国家自主性的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技术平台嵌入之提升,最终实现水环境的实质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