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析彼得·温茨的环境协同论

针对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争,彼得·温茨认为,双方的主张各有其优势与局限性,只有采用一种多元文化的协同视角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伦理学对环境的有效保护与人类繁荣的诉求,达到人类与自然的有序与和谐。可以说,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构成环境协同论提出的基本目标,温茨要在肯定人类固有价值与非人类的自在价值合理性的同时,强调尊重和平等对待人类周围的生态环境与物种,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环境协同论的基本理论方向。总的来看,环境协同论意在通过这种观念的共识,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面,进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全人类的长期福祉最大化的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伦理辩护。

基于MBD的电子装备研发数字化集成协同环境构建

电子装备的研发是一项复杂且系统化的工程,而现有研发模式下存在多专业协同不足、产品研发周期长、技术状态变更频繁、研发成本高等问题,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针对上述问题,以产品研发流程再造和优化为基础,开展数字化集成协同研发环境构建,系统性探索产品多专业协同、多领域共享的研发管控模式。通过基于模型定义(Model-based Definition,MBD)技术,规范了装备研制过程,实现了电子装备基于xBOM的数字化定义和数字量的传递,以及设计工艺一体化数据管理,从而提高了研发效率,缩短产品研制周期10%以上,设计重用率超过30%,降低了研发成本,提高了装备的性能和可靠性。

协同环境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游憩可持续发展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战略部署,强调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性。国家公园既是人类居住区,又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具有社会-生态系统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社会空间,更是一个具有系统复杂性和主体多元性特征的环境。协同环境治理被定义为“广泛和包容意义上的环境管理的协同方法”(2)。

软化: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模式研究

以协同概念的辨析与适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完善立法权配置、最小化立法成本以及践行立法传承与立法国际化等3个方面展开协同立法必要性之证成。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考察两个层面,检视共同立法和合作协议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其中,低成本、高效率、重灵活的合作协议模式与协同理念高度契合,立法软化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适宜选择。从城市群生态环境合作协议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法律效力、缔结主体以及利益衡量等维度进行论证,以期建立高效公平且具制度约束力的协同立法模式,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共治提供法治样本。

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大规模协同虚拟环境下并行层次兴趣匹配算法

大规模协同虚拟环境运行过程中易产生大量冗余通信数据,影响虚拟现实技术性能的发挥。为了提升虚拟环境运行效率,提出并行层次兴趣匹配算法。创建协同虚拟环境概念模型,分解处理订阅区域信息,引入树结构理论搭建兴趣管理树,将订阅区域映射到兴趣管理树节点上,形成层次化结构,结合LSQR并行算法,实现更新区域与订阅区域的快速匹配。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算法获得的兴趣匹配消耗时间最小值为0.36 s,兴趣匹配成功指数最大值为0.94,充分证实了提出算法兴趣匹配性能较好。

网络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现状、成效及对策

当前,区域环境治理已进入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广泛而深度合作的时代,网络特征越发明显。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从府际关系网络、跨区域治理组织、合作协议体系、多主体协同效应、机制创新等方面总结网络视角下环境协同治理现状及成效;结合存在问题,从治理模式转型、跨区域统筹能力、跨界协调机制市场化治理工具、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的测量与评价研究

在新时代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实现区域创新环境的协同则是提高大湾区整体创新能力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充分理解创新环境协同的内涵与机制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协同、服务要素协同、政策要素协同3个维度对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进行测评,结果表明:(1)创新要素的协同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香港地区之间,服务要素的协同主要集中在广深、广佛、深莞之间,政策要素的协同主要集中在港澳与广深珠之间;(2)大湾区的创新环境的整体协同水平不高,外围城市如江门、肇庆以及港澳的协同创新能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行动奏效了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环境治理效果评估

效果检验和评价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2013—2018年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月报数据,以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评估区域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指标上呈现差异性;协同治理在全国层面并未有效改善综合性的空气质量,但降低了二氧化硫浓度;协同治理对京津冀区域综合性的空气质量改善和二氧化硫降低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协同治理显著降低了长三角区域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3种污染物浓度。由此提出改进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有益建议。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概念辨析、基本类型和优化趋向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应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必要之举,也是克服“治理失灵”在治理形态上的有益探索。中外在治理与协同治理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且呈现丰富性和多义性的特点。嵌入式合作制、约束性契约制、委托性授权制、权威性强制制是中国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四大类型,而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治理形态,取决于区域环境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解决的需要,以及协同风险下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等多重因素。未来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优化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发展模式—空间形态—治理模式”的多向互动,形成“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过程”的循环系统,推进“属地管理”向“协同治理”治理形态的转变和融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论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的法理溯源与制度构建

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当属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目标的必要法治保障。当前,在黄河流域环境保护进程中开展的司法协作存在系统化程度不够、司法协作主体及其职责不清、司法协作实践的形式化问题明显以及司法协作配套制度供给不足等多重制约。黄河流域是一个兼具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有机巨系统,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应当理性审视依行政区划建立的司法保护体制机制,以生态整体主义与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根基,由司法协作转向司法协同,锚定司法协同的体制机制、主体范围、衔接程序以及配套制度这四条主线探索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制度的构建,以形成“全黄河流域”环境司法“系统化协同”体系,为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司法保障。

环境协同共治模式下农村垃圾治理的制度及技术参与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针对广大农村地区垃圾治理存在制度不完善、技术落后、农户参与度低等诸多问题,以河南省农村垃圾治理为例,探讨环境协同共治模式下的制度及技术参与。提出一系列创新性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案,如“三次四分”制度、“四化协同”制度、“五共融合”制度,破解分类难题,对收处过程进行链式管控,建立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引进智能分类设备、无人机技术,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鼓励政府和农户参与,建立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案,有望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推进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高的区域之一,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限制因素进行深度梳理,深入阐释大湾区在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方面的推进路径。

中国水环境协同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治水流程闭环与协同机制统筹的思考

基于“前端管控、中端处理、末端保护”的治水流程闭环思路,从水资源禀赋、水污染防治及水资源保护三个维度构建了水环境治理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核密度模型探究了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水环境治理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此,依据“空间-政策-经济”(S-P-E)协同矩阵划分协同治理区域并测度其协同治理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水环境治理水平呈现“东部领、中西追、整体升、省域差异波动扩增”的时空演化特征.现阶段我国可划分8个具有“空间邻近、政策扩散、经济关联”协同特征的水环境协同治理区域,各区域间治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均表征为“S”型波动上升态势,且进一步发现水环境治理发展优势是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提升的必要条件.农、工业结构、农业机械化及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协同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对外开放、城市化及人口密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工业密度与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效应,且水环境协同治理自身具备明显的“动量效应”.

区域环境协同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进路

区域环境协同立法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环境整体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环境协同立法中的“区域”应指向跨行政区划的自然生态区域,“协同”则意味着共同的立法目的与协作的立法形式。现阶段,区域环境协同立法在立法权限、内容、模式与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阻碍。从功能上说:价值层面,区域环境协同立法通过整合与协调环境法治力量与功效实现法的秩序价值,通过促进区域环境权益的平等享有与责任的公平分配,实现法的正义价值;规范层面,区域环境协同立法具备强化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充功能、赋权地方开展环境创制立法功能、优化区域环境治理结构功能等。为推进立法落实,应运用辅助原则界定区域环境协同立法权限,在区域环境规划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层面以及监测预警与责任落实等方面达成立法内容协同,并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建立相应的立法保障机制。

环境协同治理改善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吗?

环境问题呈现跨区域扩展特征,环境协同治理旨在解决跨行政区划问题,实现区域环境整体利益,其实施效果如何?文章引入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度量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变化,实证分析中国环境协同治理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效果。研究采用中国104个重点城市2006~2015年的数据,基于改进的交叉效率模型测算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基于Tobit面板回归模型,结合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实证分析环境协同治理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协同治理能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但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削弱这一效果,其中谈判成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因素后,这一结论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建立动态、有约束力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必要的。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伦理之争——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综述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日益加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正当性,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保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秉持何种环境伦理观。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进行综述,分析古典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伦理观、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等西方环境伦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启示意义。同时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伦理观,说明儒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属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道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更接近于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产物,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环境伦理观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唯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势头,才能从机制上实现“天地人和”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主体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