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境合法性和资源获取的链式中介模型

环境保护税法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基于环境合法性和资源依赖理论,采用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分析了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合法性、绿色补贴和融资约束的链式中介效应以及市场垄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的压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税法能够促进企业获取环境合法性,拥有环境合法性的企业能够获得绿色补贴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间接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垄断阻碍了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环境保护税法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法制部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政府部门遏制市场垄断以及企业环境合法性的获取等提供重要启示。

环境合法性压力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14~2018年中国碳披露项目(CDP)中的上市企业为观测样本,解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外部环境合法性压力下的碳信息披露决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合法性作用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所有制和要素市场的联合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合法性压力时比国有企业更可能进行信息披露,当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提高时,外部环境合法性压力的作用减弱。所有制对环境合法性压力和企业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受到了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即在扭曲程度高的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对环境合法性压力决策逻辑变得相似,都倾向于不披露碳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沪深两市157家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环境绩效为切入点,基于合法性理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高环境绩效水平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负相关,且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不影响这种负相关关系,而企业的国有性质会弱化这种负相关关系;低环境绩效水平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企业会强化这种正相关关系,而企业的国有性质则会弱化这种正相关关系。

公司特征、行业竞争属性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内容分析,构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等公司特征和行业竞争属性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分析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财务杠杆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垄断性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竞争性行业公司。因此,环境管制应与行业竞争属性相结合,并不断完善环境立法、环境监管制度及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②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③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环境保护税法》影响高污染企业研发创新吗?

在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尤其是对高污染企业而言。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保护税法》对高污染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高污染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环境合法性压力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不支持"波特假说",研究结论为政府如何兼顾控制环境污染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一定参考。

外部压力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吗?——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的双元影响

环境合法性产生的外部压力是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外部合法性视角,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正式环境合法性(政府监管)与非正式环境合法性(媒体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且充分考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结合企业的内部响应探讨研发资源(R&D投入)对环境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对污染源的监管力度越强,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越高;(2)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越多,监督强度越大,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越好;(3)研发资源在环境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公司网站的绿色管理信息披露——对在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实证分析

企业为获取环境合法性必须向外界披露绿色管理信息,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观察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行为,只能通过企业提供的信息评价其环境绩效。本文实证分析了在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通过公司网站进行的绿色管理信息披露,发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在环境管理信息披露水平上存在差异,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在目前我国企业提高基于网站的环境管理信息披露能力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企业有可能利用绿色管理信息披露进行绿色形象塑造。

论法律规范性的概念与来源

法律规范性理论包括概念和来源两个不同的问题。概念要回答的是法律的规范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它与道德规范性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与区别。来源问题则要说明法律为何具有此种规范性,关涉到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实践如何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与道德相比,法律的规范性是一种弱规范性,它本身是一种道德主张,但它的来源却是独立于法律要求的道德正当性的。哈特和科尔曼等人基于法律人视角,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是对法律规范性的误解。承认规则只具有认识意义。法律本质上以权威性的方式有效消除合法性环境下的道德瑕疵的共享合作事业,法律的规范性来自于法律实现其道德目标的能力。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环保行为的跨层次影响研究:社会认同视角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为寻求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激发员工展现出更多的环保行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别引出绿色组织认同和环境问题合法性作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环保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进一步深入探究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如何以及何时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环保行为。来自52家四星级及以上酒店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和963名一线员工的数据显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对员工的绿色组织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员工的绿色组织认同能够有效促进其环保行为的产生,绿色组织认同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环保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问题合法性能够正向调节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组织认同对员工环保行为的积极作用,即构建了一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针对企业如何激发员工环保行为给出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