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环境执法督察机制构建

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现已进入攻坚阶段,总体呈现出以轻度污染为主、秋冬季重污染频袭为常态的特征。本文以减少重污染天数、提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为目的,通过梳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执法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比分析大气污染治理不同阶段的污染特征、污染来源,结合近年典型的重污染实例,探讨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创新环境执法监督检查机制以及落实区域协同治理的具体举措。以深化、细化、实化区域协同、环境监督检查机制为主线,提出了落实五步法环保督察、全面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工作、稳固小散乱污企业监查整治结果等具体执行举措。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探析

环境行政执法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为后起之秀的环境司法的贡献也功不可没,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共治协同治理之生态保护模式是对当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及时性回应。建立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是塑造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其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但在当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的建立却面临着权力行使的结构性障碍、行为理念与机制的矛盾及信息沟通不畅等现实窘境,故须在尊重行政执法的初始职权、发挥环境司法的监督职权、整合环境治理主体的多维保护功能的基本原则下,优化结构,构建诉前行政机关预警与环境司法监督的机制;调和矛盾,构建诉中协同证据转化与协助鉴定的机制;加强沟通,构建判决执行信息共享与司法成果转化的机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资源环境督察协同治理研究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和资源环境督察制度以来,两项制度均在积极推进,并发挥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这两项制度在目标、程序、内容、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存在差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侧重管理行为评价,资源环境督察侧重技术监督。通过分析两项制度的发展状况以及两者协同的有利条件和基础,构建协同框架,并从畅通交流渠道、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反馈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两者协同的实现路径。

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已初步实现了总量遏制与结构改善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即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借助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作用机制提升大气环境治理效能,而且能够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为污染防治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仍面临来自体制、机制与执行三个层面的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中央地方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新要求,动态改进大气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并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探析

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但二者在协同机制下可以相互补充、协同作用,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机制。首先,研究介绍了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基本内涵,同时探讨了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以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不同的视角。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政府协同治理漓江流域环境的研究

随着机构改革的创新,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走向协同化治理,逐渐实现协同司法、公众参与、联合执法机制的建设。但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主力仍是政府,然而政府间协同治理亦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未能充分运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未能建立起系统化制度化的联合执法机制;未能衔接好协同司法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因此政府间协同治理的完善尤为重要。

余杭海宁两地开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近期,余杭和海宁两地生态环境部门对余杭区南苑街道育蕾小学附近一无名废塑料加工点异味扰民问题,进行联合执法。在发现该加工点的第二天,两地相关部门随即对该非法加工点实施断电处理,并责令其限期搬离。一周后,执法人员重回现场“回头看”检查,该塑料粉碎加工点已全部清空搬离。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面向:实践逻辑与理论争论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推进职能整合、机构隶属关系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调整等多维改革,以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属地层次、次国家层次和国家层次探索了环境大部门制、省以下“垂改”试点、区域和流域环保机构设置以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境大部门制和综合执法改革等横向职能整合具有高度的共识;“垂改”试点和生态环保督察等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则存在内在机理和有效性争论。这些探索预示着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既需要秉持制度有效性超越制度理想性的标准,又需要通过更多的效果诊断性评估和深度案例追踪作为循证基础以审视和探索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赋能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

强化跨部门协同是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但从实践来看,由于权责不清晰、资源分散化等原因,生态环境治理往往陷入碎片化困局。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与纠偏,更能够赋能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推动权威与资源在治理过程中的有效聚合,进而助力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协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资源协同治理是实现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粤港澳三地分属于控制式、控权式、执行式行政模式,导致环境资源行政执法冲突。应在区域环境共同体理念下,组建湾区环境资源协同治理组织,构建区域一体化环境标准和监测体系,在现有区域环境资源行政合作机制基础上,完善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协调机制。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环境生态保护联合执法机制的实践与完善探析

环境联合执法是适应跨部门、跨区域环境问题的重要治理方式。虽然我国实务部门已经多次开展环境生态保护联合执法,但因法律建制不明晰仍存在诸多“碎片化”困境。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从基本法的高度,采用流域整体治理的视角,对联合执法规范作出尝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对联合执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仍不足以有效指导环境联合执法的实践,建议将联合执法限于行政权体系内;通过解释现行法律规范赋予环境联合执法法律依据;加强行政协作制度的建设;建立行政权限纠纷解决机制。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中基层环境执法困境及路径选择

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环境健康风险日渐凸显。基层环境执法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有效环境治理的主要工具。通过对四川省H县的调研梳理,发现当前基层环境执法面临着运行机制失调、主体权责不清、内生激励匮乏三重困境。为此,建议实施“嵌入式”治理路径分析框架,结合地区环境禀性与应对策略,提取合理要素,自政治动员、主体转型、价值重构三维予以回应:(一)政治动员:制度供给与动态治理“双管齐下”;(二)主体转型:由“传统命令型”到“多元共治型”的定位调整;(三)价值重构:提升内驱动力,强化外界监督。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形成齐抓共管环保大格局——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纪实

中共"十八大"以来,安徽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及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气、水环境质量总体呈向好趋势,社会各界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本文总结了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环境污染防治、落实环境保护督察、生态建设和农村环境治理、环境执法监管、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全民环境意识提升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果,可为其他省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环境协同治理视角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构建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一环,虽在各地均得到实践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现实中还存在“行政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立法位阶较低等问题,导致环境“两法”衔接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基于环境协同治理和“两法”衔接的内在一致性,从执法人员、立法效力、部门配置等方面出发,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构建良性的“两法”衔接机制。

浙江省自然资源行政执法技术浙西分中心挂牌

10月22日,全省自然资源执法督察工作座谈会在衢州召开。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专职副总督察许小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强化政治敏感性,防止工作失误和错误。履职尽责要迅速有力,处理要精准。要抓好抓紧重点工作,全力落实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例行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要认真谋划“十四五”执法督察工作思路,全面推进自然资源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互通信息 互认结果 京津冀深入推进协同执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生态环境保护是三大率先突破重点领域之一。十年来,京津冀三地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三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不断完善联动机制,聚焦重点任务,推进信息共享,深化协同治理,持续推进区域联建联防联治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