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竞争进口型投入产出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增长因素部门分解研究

识别中国碳排放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关键部门对于科学地制定碳减排方案、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扩展了分部门的结构分解分析法,基于非竞争进口型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中国生产部门碳排放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及部门。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是唯一的碳排放增长因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及城镇居民消费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需求类型,而建筑业以及各类设备制造业是需求规模增长的主要部门;碳排放强度是主要的碳排放减缓因素,但与其他时期相比该因素引起的减排量较小,电力业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是其主要原因;投入产出结构在2007年至2012年首次成为主要的减排因素,主要得益于电力业及建筑业投入产出结构的大幅优化。为使中国尽早实现减排目标,建议控制建筑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过快增长,以提高发电效率、优化发电结构为抓手降低各部门碳排放强度,推动各生产部门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的加权平均分解法分析了4类增长因素对1992～2007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最终需求规模扩大是引起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是减缓排放量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结构改变对排放量变化的影响不明显.从部门角度看,建筑业和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是隐含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从变化趋势看,2002～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增幅明显高于其他时期,出口和固定资本形成的大幅增长是推动这一时期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

基于结构路径分析的中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研究

在投入产出法的基础上,采用结构路径分析的方法,研究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结果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以间接排放为主,拉动作用靠前的路径有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业,食品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于使用化肥、农药和饲料造成农业的碳排放较为突出,所以农业政策应合理地限制这类化学制品的使用,以期减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部门因制造化肥农药所排放的CO_2。研究结果还表明,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

区域碳排放的产业部门关联机制——基于生态网络分析的吉林省实证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基于环境扩展投入产出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建立了吉林省2002、2017年区域碳代谢系统网络模型,探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实施下产业部门间的碳排放流动过程,解析碳排放的产业部门关联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吉林省的碳排放量大幅增长,从2002年的2.54×104万t增加到2017年的4.36×104万t,其中间接碳排放是吉林省碳排放的主要方式.2)与能源和资源供给相关的部门是系统中重要的控制部门,优势制造业及服务业部门是系统中主要的汇集部门.随着东北振兴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求,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3)系统以限制/掠夺关系为主导,研究期间竞争关系数量下降9.25%,共生关系数量上升6.61%.4)系统冗余度增加,效率降低,稳健性指数从0.32下降到0.31,表明系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基于生态效率的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学测度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环境投入产出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包含二氧化碳、氨氮和氮氧化物三类主要环境负荷的城市全产业部门生态效率评价模型,并以厦门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生产视角下,厦门市24个产业部门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农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部门;消费视角下,“农业”的氨氮排放量最高,“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业”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最高。厦门市24个部门在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54和0.51,其中第一产业的生态效率最高,第二产业的生态效率最低,第三产业在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效率高于消费视角。建议综合生产与消费视角的分析结果,统筹推进重点产业部门减污降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提升,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EIO-LCA模型的中国1992—2012年碳排放结构特征研究

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1992-2012年中国碳排放数据,利用EIO-LCA方法对排放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从部门结构来看,隐含排放量最多的为建筑业。从类型结构来看,1992-2012年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活动、出口及城镇居民消费规模的大幅增长。投资活动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55.83%,其隐含排放主要在部门28 (建筑业)。出口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24.38%,其隐含排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体上较高。城镇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14.99%,其隐含排放主要集中在部门25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992-2012年间,部门28,17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35(其他服务业)的增幅最明显,三者共占总增量的60.45%;部门22 (其他制造业),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5 (非金属矿采选业),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8 (纺织业)的碳排放保持下降趋势。

中国居民消费嵌入式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结合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析(EIO-LCA)和结构分解分析(SDA),将1992—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嵌入式碳排放的增长,分解为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系统中因素的总效应始终为负值,消费系统中因素的总效应始终为正值,且后者的绝对值大于前者,进而引起嵌入式碳排放总量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始终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消费模式的改变已成为推动嵌入式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力量,且消费模式变化的增排效应强于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仅仅针对生产系统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并不能实现有效减排,减排需要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同时改进。除了技术节能外,我国还应把消费领域的节能作为"节能减排"一个重要内容,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引导和促使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方向转变。

地球暖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中日贸易中的CO_2排放问题

本文结合中日两国国民收入及外贸基本经济数据,利用数学方程把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建立了环境与经济综合分析的模型,测算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为中日两国的环境政策合作、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技术、消费模式与中国碳排放增长——中国八大区域的实证研究

借助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析,对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CLA)进行了改进,进而基于改进后的CLA计算了中国八区域城镇居民的嵌入式碳足迹(Embedded Carbon Footprints,ECF),并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估计了各区域技术和消费模式对ECF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起到了较好的减排作用,但消费模式变化的增排效应强于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进而造成总的ECF增加。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仅依靠技术进步来减排是不够的,我国还应把消费领域的节能作为"节能减排"一个重要内容。最后,本文根据不同区域的技术和消费模式对ECF影响的差异,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