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系属公益救济范畴,故其在民事私法中的规定引发了多方质疑。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入民法呈三层顺进之路。从现实角度看,由于公权手段在环境救济领域失灵以及环境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带有损害填补功能的生态损害救济条款只得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从可适配性角度出发,侵权责任法与生态损害救济的核心价值追求一致,侵权责任认定规则与生态损害责任认定可相匹配,责任承担方式也基本可满足生态救济需求,为环境公益救济入民法提供了可行进路。从法理学视角审视,厘清实在法意义上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与学理层面法律规范、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明确体系冲击论为虚假命题,证成生态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之主体制度

主体制度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的核心。生态环境损害在客体上的利益二重性,使得建立在行政中心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主体制度具有内在缺陷,既不能做到'应赔尽赔',也不能及时、全面修复受损生态环境。通过剥离和改造'行政的'诉讼、'行政的'过错、'行政的'资金管理和使用等不合理制度因素,重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权利主体制度、责任主体制度和赔偿金管理、使用主体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损害救济方式及保障制度

美国环境公益救济方式种类齐全,有详尽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损害实施不同的救济手段,具有相当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该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证明了这些救济方式与配套制度有利于保护环境。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体系化构建——以公私法协动为视角

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当前我国业已形成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公法机制,以及以审判权为主导的私法机制。实践表明,单独依赖或偏好某类救济机制,不足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周延应对。故此,公私协动就成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之应然选择。未来,我国应遵循“多元救济、尊重专长”“政府主导、依法实施”以及“执法优先、司法补充”之原则,通过立法赋予政府主管部门更多环境保护职权,充分发挥“赔偿磋商+责令修复+代履行”机制之功效,将“穷尽行政执法方式”作为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民事索赔的前提条件。同时,为避免政府出现怠于履行职责之情形,应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并辅之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兜底选项,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体系化构建与协同化运作。

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路径——以主体维度下的索赔与预防二分为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是全面维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与实践需求,针对当前应对措施所存在的逻辑起点的偏离、救济时效的迟滞、救济效果的有限性等现实困境,主体维度下索赔与预防二分的整合方案,以行政手段为必要前提、确立索赔与预防诉讼的唯一适格主体、强调诉前程序的外部保障与自我纠错功能,具有制度规范层面、价值目标层面与制度功能层面的妥当性与契合性,得以有效避免诉权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环境损害的全面救济。

比较法视野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行政主导实质及其启示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方式实现。考察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诸形式均呈现实质行政主导特征。从应然层面,鉴于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启动和生态环境修复决定内容的形成上,行政机关都应居于主导地位。我国救济方式的顺位和司法救济具体制度设计应遵循有利于行政机关发挥作用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顺位应该如下:首先运用行政命令,其次适用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最后采用由环保组织或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弥补法院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应授权法院要求行政机关编制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草案。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中的行政代履行:功能定位与规范调适

作为保障性行政行为中的间接强制执行,行政代履行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中承担的功能为兜底和应急,并为成本回收提供依据。但在现行法框架下,它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中作为成本回收依据的功能遭到限缩,其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也在整体上受到削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司法权的不当扩张挤压了行政权的运行空间,另一方面则源于环境行政代履行有关条款的内生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应选择环境法典作为规范调适的载体,在其中限制司法手段的适用范围,将应急处置定性为行政代履行,明确行政代履行的内容包含生态环境修复。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途径辨析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统摄环境侵害救济,选择了环境公私益损害复合性立法路径,体现了民事环境侵权立法理念的重大突破,但在法律概念界定和具体责任构成要件设计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都过分强调公平与秩序,而对民事主体个人自由价值的保障不足。本文基于对环境公私益损害间差异性的辨析,建议将二者进行类型化界分,在厘清法律概念的前提下,对环境公益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且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不倒置、违法性要件不排除。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模式的选择

近年来污染事件频发使得世界范围内都聚焦于对生态环境损害相关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各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予以规制,大体分为两种模式:以私法或私法为主模式、以公法或公法为主模式。目前,我国在应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上选取了一种以私法为主的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瑕疵。本文通过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模式选取因素的分析,以期通过比较法的视角,认识各国制度模式选取的本土性,从而对我国现有模式的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中适用的司法进路

缘起于私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公益救济,理论界目前有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认识。事实上,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中适用具有充足的精神自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严密法治观”为其制度生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创设为其在环境公益中的适用作了显性的规则铺垫;解释论视角下,处于法律解释方法优位的文义解释为其适用主体资格的扩张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强化。在探索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进路方面,应以司法谦抑性为适用前提、以责任要件为适用依据、以数额认定为适用保障。

论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机制——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例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可以分散环境风险,使企业避免因污染损害事故而遭受重大损失;有助于环境污染受害人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西方国家实行的几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各有其特点,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并立足于现实国情,建立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损害赔偿法和环境损害救济基金为组成要素的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机制的完整体系。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关系定位

作为一种新兴的诉讼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方面,该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且被告不能为行政主体,契合民事诉讼的特征;另一方面,该诉讼所保护的生态环境利益属于公共利益且胜诉之利益由全民共享,契合公益诉讼的特征。鉴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上述关系定位,对两者予以规范整合可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目的:在起诉资格上,通过立法使前者之原告能被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在审判机构上,明确需由环境资源审判庭或指定的专门法庭审理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案件;在证据规则上,统一对行政机关于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制作的报告等材料之证据能力进行规范;在责任承担上,应以"修复生态环境"取代"恢复原状"的用语,合理界定修复标准、完善修复方式并明确赔偿范围。

论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的特殊性

传统民事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目标,以假定损害具有可弥补性为基本前提。环境损害具有不可弥补性或难以弥补性。将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局限于填补损害,难免出现救济效果上的"南辕北辙"。对于不可弥补性、难以弥补性损害,最佳的责任方案是防止损害的发生。因此,应当以预防目标为指导思想,创设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的预防性责任方式,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责任方式的改造是预防性责任方式的主要形式,生态修复是预防性责任方式的辅助形式。

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兼论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机制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最早适用西方国家的特殊保险制度。它可以分散风险,使企业避免因污染损害事故而遭受重大损失;有助于环境污染受害人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文章总结了西方国家实行的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分析了该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指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法以及环境损害救济基金共同构成了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机制的完整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模式与难点

生态环境损害担责的常态化需求、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及政策转向构成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立法的时机。基于生态环境损害的公共性,我国应采取独立环境损害论,遵循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为逻辑进路,制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法》,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法》的科学定位既要考虑与环境保护法律之间的异同,又要兼顾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调适与衔接,以维持不同法律的立法空间,同时应聚焦于损害赔偿由私法向公法的移转、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的协调、赔偿磋商性质的明晰及两诉本质的厘清等难点问题,从而构建行政命令优先、磋商前置与诉讼兜底的多路径并存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规则。

论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环境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运用特别的救济途径,以保护受害人利益,维护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但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兴未艾的社会化救济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设计理念,从而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论生态损害的救济及其特征

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当前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这种缺失有违环境法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只是解决了受损生态环境中"人"的损害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却无能为力,因而建立生态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举措。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生态损害的救济也是必要的。与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相比较,生态损害救济具有公法性、补偿性和国际趋同性的特点。

谈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就是环境风险预防机制中很重要的一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环境损害转嫁给社会的环境治理成本,同时增加行为人的行为成本。在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补救对侵害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功能的下降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为例,阐述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构成。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研究——由首例环境责任保险获赔案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污染事故频发的现实与传统救济途径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矛盾急切呼唤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环境责任的社会化。目前,政府已从政策和法律两个方面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进行了规定,也在实践中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这为我国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本土经验,但其还存在诸如统一法律体系尚未形成,效力低、协调性差,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立法,建立市场主导型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应就环境保险投保方式、承保机构、投保范围、索赔时限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

甘孜州生态立法内容之我见——兼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思考

甘孜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其生态立法在内容选择要注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及对当地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理性吸纳。笔者拟从功能上将甘孜州生态立法内容划分为三类: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