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环境问题关注与居民环境支付意愿——基于CGSS2021数据的分析

加强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则是推动环保工作的重要动力。基于CGSS2021的数据,对我国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整体水平不高,且最能接受的环境保护代价为支付更高的价格;政治面貌、社会信任、环境问题关注对环境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环境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环境问题关注在社会信任与环境支付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高社会信任有助于加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而提高其环境支付意愿,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及其综合影响因素探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是衡量其环境保护参与主观意愿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呈现异常复杂的状态。通过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略偏下水平;随着为环境保护付出代价的加大,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呈现递减趋势。在影响环境支付意愿的众多因素中,城乡居民环境保护意愿及控制感的正向作用最为突出,环境知识及对目前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也具有较大影响力,强于人们通常认为的人口特征及收入等经济因素。

河长制下江苏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全面推行河长制需要注重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基于对江苏居民的调研数据,组合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河长制政策宣传效果对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江苏地区公众的河湖治理参与意愿较高,约75.4%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水环境治理支付一定的费用;全面推行河长制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水环境支付意愿,表明该“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对“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同样具有较好的带动效果;河长制宣传效果对不同群体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年均收入较高、水环境重要性感知程度较低的群体,河长制宣传效果具有更强的正向反馈。指出应进一步加大河长制宣传力度,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水环境科普教育宣传方案;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河长制的渠道,推动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变现”,实现河长与公众联动治水。

个人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CGSS2010的调查数据

多元线性回归是描述环境意愿影响因素的常用模型,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结合2010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来探讨影响中国城乡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个体基本社会特征的变量前提下,主观与客观这两个维度都和个人环境环境支付意愿都有着显著关系,即:从主观维度来看,个人的环境关注度与环境意识度越高,个人的环境支付意愿也就越强;从客观维度来看,个人的收入与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环境支付意愿也就越强;反之,个人的环境支付意愿也就越小。

环境支付意愿影响机制与环境商品需求收入弹性探究——以北京市为例

环境支付意愿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动性的衡量指标之一.本文分别采用陈述偏好法与显示偏好法收集数据并建立回归模型,利用门槛机制等研究收入等影响因素与环境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支付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的需求弹性介于0到1之间.经门槛机制划分的群体中,随收入增加群体支付意愿也呈上升趋势,但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该相关性降低;高收入群体需求弹性数值超过1,即环境质量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具有奢侈品属性.进一步研究年龄、性别、主观受影响程度等因素与环境支付意愿的关系,发现年龄、性别等因素与支付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主观因素则有正有负.建议环境相关税收可以向中高等收入人群偏移,以使社会整体福利达到最优化.

相对收入、政府信任与环境支付意愿研究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在降低社会福利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实证分析居民相对收入、政府信任与环境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收入、政府信任均能提升公众环境支付意愿,且该结论在更换实证模型后依旧成立。政府信任在相对收入与环境支付意愿的关系中具有复杂的调节作用,即对于环境价格支付意愿,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为正向,而对于环境税收支付意愿,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则为负向。本文旨在助力健全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共治”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并完善公众环境参与意愿的激励机制,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提高国家环境治理效能,从而稳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有效性研究——基于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关键是要在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本文以征税、强制上网和可交易绿色证书三种补贴措施为研究对象,以居民环境支付意愿为约束条件,构建了非线性优化模型进行模拟比较,结果表明,居民环境支付意愿是决定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力度的关键因素。在无约束条件和完全竞争市场情景下,与现阶段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相适应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最优比例为37.57%,且三种补贴措施的有效性一致;在不完全竞争情景下,可交易绿色证书的价格微调机制决定了其有效性优于税收和强制上网政策。本文认为,补贴措施力度应与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相适应且适度超前,同时应建立并完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环境。

社会资本、政府满意度与居民大气环境支付意愿——基于石家庄市的调查数据

反映居民自身人际关系的社会资本和反映政民关系的政府满意度是影响居民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文中利用石家庄市529份居民调查数据,采用基于随机价值理论的随机支付卡技术评估居民的大气环境支付意愿,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和政府满意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评估了环境认知在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收入和地方依恋在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受访居民具有较高的大气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且实际平均支付意愿为58.82元/月。2)社会资本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对其作用方式及效应不同。3)政府满意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路径表现出明显的收入差异和地方依恋差异。该研究能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和激励效应更强的大气环境保护政策、完善大气环境保护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生态认知与农村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基于江西省588份农户数据

农村环境治理是事关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研究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打造美丽乡村尤为重要。文章基于江西省588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综合分析农户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标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各资本中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其次,生态认知在农户生计资本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关系中,物质奖励和效能认同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223和0.517,而经济惩罚起到了遮掩效应,效应值为0.265;最后,中老年农户和在婚农户生计资本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促进作用显著。据此提出巩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农户生态认知等建议。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空气质量需求——基于2005-2021CGSS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匹配2005—2021年CGSS微观调查数据和空气质量数据,采用生活满意度法对居民环境支付意愿进行测度,分析和预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社会总环境质量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居民愿意为一单位API、SO_(2)、PM_(10)和NO_(2)浓度下降的年均环境质量分别支付736.4元、807.7元、639.5元和922.4元。②在年龄效应上,环境支付意愿与年龄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形分布,其峰值出现在50岁~70岁;在出生队列效应上,年轻一代的环境支付意愿要显著强于年老一代。③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预测结果,年龄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将共同驱动社会整体空气质量改善需求显著增强。到2035年,居民针对API、SO_(2)和PM_(10)的边际环境支付意愿将达到人均家庭收入的5.02%、11.54%和6.13%,分别较2015年上升24.9%、24.7%和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