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Kermack-Mckendrick模型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类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根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的阈值特征和类型特征,运用Kermack-Mckendrick传染病模型,构建了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模型,分析了信息传播(尤其是谣言传播)的特征,以及政府采取信息控制措施如何影响事态演化规律,最后,结合"杞人忧钴"事件进行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算例分析。研究表明,在谣言的自身传播过程中,谣言传播者的人数先单调增加,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单调减少并趋于零;地方政府对谣言传播施加有效的控制措施,能够降低谣言传播的最大阈值,促使事态尽快收敛。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扩展式演化博弈模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发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考虑化工企业立项决策与周边居民抗议行动的斯塔克伯格博弈,构建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扩展式演化博弈模型。由于扩展式演化博弈均衡求解的困难,考虑参与者的心智模型后简化了求解过程。比较怀特流形演化解和心智模型演化解,研究发现,两种演化解均反映博弈双方在稳定状态下的策略选择,但是心智模型演化解更贴近于实际情况。最后,结合大连福佳大化PX事件案例,比较了怀特流形演化解和心智模型演化解的均衡求解结果。

经济补偿与部署警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优化模型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严峻挑战。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经济补偿和部署警力两种处置策略,构建了应急处置的优化模型,比较了经济补偿、部署警力妥善处置和处置不当事态恶化的三种情境,分别给出了最优的理论解。最后,结合数值分析方法进一步阐述了理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补偿策略具有事态恶化风险较小的优点,但是容易造成负面的声誉效应。地方政府不依法治理、单纯提供经济补偿的解决思路,从长期上看不利于长治久安。部署警力策略具有经济成本较小的优点,但是处置不当将诱发更大的社会稳定风险。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具体情境权衡两种应急处置策略。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及处置机制研究

我国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主要分为事后维权型和事前维权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从静态视角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体现出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系统关系;从动态视角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体现出动态发展过程和每一阶段中的动态博弈。本文基于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静态、动态演化机理分别构建出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一案三制"和分类型、分阶段的处置机制。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急策略的多周期声誉效应模型

在应急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原因迅速采取停建搬迁的应急处置决策,反而对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本文构建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急策略的多周期声誉效应模型,解释了地方政府维稳策略下全国各地爆发PX事件的扩散效应。研究表明,在无政府声誉效应的单周期序贯博弈模型中,当周边群众完全采取妥协策略时,地方政府事前强硬表态绝不搬迁将会降低地方政府的期望成本。考虑政府声誉效应的多周期序贯博弈模型中,地方政府做出停产搬迁决策将对未来时期(或其他地区)产生声誉效应,不仅地方政府的预期成本将会上升,而且声誉效应越大,地方政府预期成本增加值越大。

博弈分析在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研究

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各方利益博弈非均衡的结果.在污染项目建设纠纷中,作为强势方的项目企业,存在着强制建设和协商建设等可选策略;由于经济状况和认知水平等诸多差异,地方居民则存在利益受损下同意建设或过激行为等响应类型.通过将污染项目建设问题的演化博弈模型与不同策略成本下的情景预设相结合,研究多情景下企业和地方居民之间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污染项目建设诱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它们和事件发生概率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最后,数值仿真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下政府信息公开和保密策略的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和抗议群众的最优化模型,分析政府和群众在对环境污染项目经济效益认知相同和不同情况下,政府分别采取公开和保密策略的期望损失和补贴与维稳成本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对称信息下,政府采取公开政策时具有先发优势,期望损失为零;在非对称信息下,政府采取公开政策不一定具有先发优势,关键取决于抗议群众与政府对项目经济效益认知差异程度和群众的抗议活动有效性,当群众认为该项目能给政府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时,并且抗议群众的抗议有效性比较高时,政府便丧失先发优势。

污染驱动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我国污染驱动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出现频发的态势,其生成机理呈现出"怨恨唤起—怨恨动员—怨恨感染—怨恨发泄"的现实逻辑。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已经难以为继,协同治理为污染驱动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依据。污染驱动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的困境在于理念滞后造成协同治理的缺失;制度不完善难以为协同治理提供有效保障;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机制不畅使协同治理难以展开。因此,要克服协同治理的困境,必须要转变观念,提升协同治理的意识;切实完善农村居民环境权相关法律体系,为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保障;构建主体间良好的合作机制,大力发挥媒体与社会组织参与功能。

农村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深入分析农村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与城市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区别,准确界定农村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环境不公"导致的农民环境权未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现有司法治理不足、环境侵权责任追究乏力。由此提出的治理路径包括:通过立法保障农民环境权、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的制度创新、环境侵权责任的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