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模式若干问题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是管理城市的方式方法与规制。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分别从各自的涵义、特点、优缺点、形式、对策等方面对这几大类模式进行了分析。

“双碳”战略背景下贵州环境治理模式与生态文明制度创新

“双碳”是我国提出的两个阶段碳减排的目标。贵州要在“双碳”大背景下对标对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和标准要求,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战略定位,以推进低碳循环发展为目的,深入分析贵州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现状,认真分析全省环境治理的典型模式,探索构建贵州环境治理模式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而推进贵州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向长效机制演化的路径研究

当今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的利用量加大,但是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有些方面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有些地区未能及时对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技术指导与改善,使得河流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基于此,文章以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向长效机制演变为切入点,分析其在开展中的具体做法、主要困境及制度创新成果,不仅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制度样本,更是推动了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的不同环境治理模式。首先,从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治理的新特征入手;然后,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以包含工业化这一解释变量的EKC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2000-200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其次,讨论了工业化条件下开放度、引资能力、技术水平、环境后端治理以及各因素组合对EKC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不同因素组合作用下工业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变化;最后,总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四种环境治理模式,考虑到环境资本的不可逆性,认为长期来看引进吸收+前端治理模式对环境保护最有利,既能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又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整体政府理论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基于英美德三国环境治理模式

整体政府理论倡导整体性的政府管理、横向纵向协作的管理和多方主体的协作与参与。在整体政府改革的背景下,英美德三国在环境治理上注重加强核心机构的作用,建立跨地域的环境治理机构,与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我国的环境治理要加强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统一目标并加大政府机构多方向的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并加快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论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对中国环境立法的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促使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发生,环境治理模式正由传统的国策机制下的"一元治理"模式转型为生态文明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必然影响到环境立法,随着生态文明的推进和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环境立法即将进入新的活跃期。明确环境立法的演进将有助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与环境法治的完善。

风险社会视域下环境治理模式的重构

风险社会视域下,环境风险的非现实性、不确定性、跨地域性、跨时代性以及人类决策和行动成为风险源等特点,对我国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提出挑战。必须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确立正确的环境风险治理理念,制定可行的程序和规则,采纳新型治理手段,吸纳政府、企业、专家、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环境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创建以行政治理为导向、以合作治理为主体、以经济治理为补充的多维化环境风险治理模式,以此实现环境风险治理模式的重构。

中国环境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治理政策内容不断更新。这为研究环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视角。本文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从政府内外关系入手,对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发现环境治理结构体系呈现以权力为核心的关系重构和演化逻辑进路多向并存的特征。具体而言,在政府外部关系方面,呈现从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从单一主体负责向多元主体共治演化的特征;在政府内部关系方面(政府不同层级之间)呈现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放权”趋势逆向的上收特征,而在政府部门横向结构方面,则呈现从多部门“齐抓共管”到逐渐集中归并、从权力分散的碎片化格局向职能整合的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转向特征。

走向智慧型治理:环境治理模式的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1978-2001年,采取功利型环境治理模式,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奉"经济发展优先"为圭臬,环境治理存在"价值理性"的缺失,沦为一种服务于国家经济大局的边缘性治理模式;2002-2013年,进入了管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中央权威矫正了功利主义,实现了"兼顾公平"的价值转向,但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权威的治理目标函数出现偏差,环境法律法规上的软约束、缺少问责、公众参与机制不畅等缺陷导致地方政府出现"象征性治污""不出事逻辑"等问题,存在"制度理性"的缺失;2014年至今,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推动下,环境治理进入了"合作型"模式,该模式融入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突出了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社会这两极的作用,初步搭建了形式完备的权利义务结构框架。但是,在对体现"合作型"环境治理特点的"河长制"的观察中,发现合作型治理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徒法不足以自行,智慧时代下应当实现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结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工具,推动环境治理模式向"智慧型"环境治理的路向变迁。

村镇小微企业环境治理模式的绩效探讨

加强农村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是乡村绿色发展的关键,而作为乡村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的村镇小微企业采用何种环境治理模式则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基于类型化的视角,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各村镇小微企业在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四个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该研究结论对目前国情下村镇小微企业选择合适的环境治理模式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多中心视角下的日本环境治理模式探析

日本在短时间内由一个备受公害困扰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环保型经济发达国家,其环境治理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显著的多中心治理特征: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从规则制定者逐渐转变为鼓励相关利益方自愿参与环保活动的协调者,地方政府、企业、NPO和公民能够在环境治理中做到各司其职。日本环境治理模式的经验和特征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A区“五长制”城市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A区首创“五长制”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从道路、河流、厕所、公园、街道辖区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环境治理。分析国内外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现状,介绍A区“五长制”的政策、运行机制以及运行效果,利用访谈法、实地调查法与问卷调查法获得此模式施行的情况以及居民的认知程度。同时,针对现在实施的A区“五长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进行城市环境治理以及A区“五长制”模式改进的对策建议。

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

当环境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时,传统的"强制-命令"型环境治理模式已经应对乏力。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潮流,引导我们走向新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综合公共治理理念与我国国情,"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是现今一种可取的改革路径。它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政府与市场和NGO的合作共治。

趋同治理模式下环境政策的情境化和合法化

环境治理模式在不断演变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全球趋同之势,即为环境公共治理模式。而各国环境政策在伴随环境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综合化且政策工具趋于相似的特征。环境政策工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的过程中与各个国家和各地方的情境深度融合并相互适应的过程即为环境政策情境化。而环境政策不断提升并实现其合法性的过程称为环境政策合法化。通过环境政策情境化和合法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促进,能加快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构建,并显著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

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已初步实现了总量遏制与结构改善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即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借助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作用机制提升大气环境治理效能,而且能够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为污染防治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仍面临来自体制、机制与执行三个层面的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中央地方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新要求,动态改进大气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并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PPP模式与传统模式孰优孰劣?--基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案例的分析

PPP到底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灵丹妙药"还是"美丽谎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PPP模式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孰优孰劣?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大背景下,回答该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PPP模式有效性及其评价内容,选取两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案例,从成本、阶段等方面对比分析了PPP模式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更有效率或更节约成本,两者的总成本差异不大,整体效率还比较低,但PPP模式更加注重前期投入以确保质量而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在不同阶段中两种模式各具优劣,尤其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PPP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性与价值公平性。总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不存在"万能模式",在城乡要素快速流动的现实情境下需区别对待各种环境整治模式。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的当代法治与实践价值

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之固有弊端要求我们必须从先导政策层面进行反思,考虑在现有环境法治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有效运用政策工具组合,包括各种立法与市场机制、措施的开展,实现环境物质与生产文明的充分弥合、共存和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状况下,产品导向环境政策更有其不可忽视的法治与实践价值。本文从产品导向环境政策与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理念的关系出发,以环境治理模式变革和现实经济危机为切入点,希冀为中国在环境法制完善、治理模式变革进程中,参考实施该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盘州市河长制实施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河流污染问题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关注焦点。为治理水环境,各地实施河长制,以行政力量推进水污染治理。文章以盘州市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河流概况和河长制实施情况,探讨了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发现,河长制作为一种新的水环境治理模式,在保护水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地方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对策。文章旨在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为提高河长制实施效果和促进我国水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现阶段农村地区在城镇化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由封闭同质化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型,由此引发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利益矛盾冲突层出不穷。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农村环境治理中传统政府单一主导型治理模式亟待完善,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模式无疑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与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