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典总则的证成与构想

现代环境法的发展趋势是迈向基于整体主义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环境保护范式,法典化则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形式表达。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回应人民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我国应当以“适度法典化”为立法模式开启环境法典的编纂进程。鉴于法典编纂的渐进性、阶段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应当基于法典的“总则—分则”逻辑结构,先行制定环境法典总则。法典总则的编纂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法,确立当代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融合、提炼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强化总则的体系性强制效力,从而使其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在总则通过之后、法典最终编纂完成之前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环境法典总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准法典”的功能。

论环境法典总则的体系功能与规范配置

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环境立法科学化的重心正从法律规范个体向法律规范体系转变,我们需要通过编纂环境法典实现体系的科学化。环境法典体系的科学化包含外部科学化与内部科学化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分别要求体系具备目标协调性与内容全面性、逻辑自洽性与价值一致性。为实现环境法典体系的科学化,环境法典总则需克服环境基本法模式下的"基本法+单行法"结构的局限性,具备"总控阀门""储存器""转换器"和"样板工具"四大基本功能。为与环境法典总则的体系功能相适应,环境法典总则应当提供通过"提取公因式"而成的基础性规范,通过"跨要素综合"而成的综合性规范和不适合被置于分则的任何部分、只能在总则中被规定的拾遗性规范。为确保环境法典总则的三类规范与分则规范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它们共同致力于环境法典体系的科学化,我们需要明确环境法典总则对分则的体系强制效力。

环境法典编纂中环境权“入典”问题研究

在环境法典中是否应当规定环境权是我国当前环境法典编纂中的重点问题。在梳理环境法典是否应当规定环境权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法国环境法典》和《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中关于环境权具体规定的域外经验,在我国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宜将环境权作为价值理念引导的宣誓性条款在环境法典立法目的中予以规定。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规范构造与法典化表达

如何通过编纂环境法典的规范方式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具有推动环境法基础理论发展、丰富环境法典总则内涵等方面的创新意义。域外代表性国家环境法典中均对环境治理相关内容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规定。我国环境法典总则中应用专门章节规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按照“1+3”逻辑理路展开:前者是基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要求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包括基础性管理体制和特殊管理体制;后者是针对环境治理多元主体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具体分为党委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部分,规定其中的职权、权利与义务,为环境法典规范主体行为提供基本依据和指导性原则。本部分的内容对后续分则中的相关部分具有体系化的涵摄效力,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是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环境法典中统一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相关内容既顺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工作一体化、综合性的特点,也是环境法典内容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应当在公私法路径协同的指引下,一方面发挥公法路径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私法路径的辅助功能。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需处理好与总则编的关系,并且涵盖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