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手段重构与环境法变革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特点,指令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大,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小,不能反映国家干预在纠正市场缺陷、培育和扶持新兴市场方面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彰显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独立功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我国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制度内容的重大变革和调整。

大数据时代环境法治的变革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治理具有环境信息获取"多元化"与环境治理实现"智慧化"的特征,正基于此,大数据技术可能从加剧环境非正义、导致环境不公平、导致环境决策失误、侵犯隐私和威胁国家安全等方面对环境法治带来挑战。应对挑战,目前已基本形成环境"智理"的新框架,至少从国家大数据政策与公民科学家出现两个向度展现了环境"智理"实践,并带来相应的环境法治变革。随着环境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环境治理向"智慧环保"时代迈进。在"智慧环保"时代,环境治理借助"多元化"的环境信息获取方法,实现了环境治理的"智慧化",使得环境管理更加准确和精细。受环境大数据技术的影响,环境法治将出现一定的变革:环境法保护的重心从统计人转向具体人、环境政策的制定从倚重因果模式转向相关性识别、污染者从被动的守法者向主动的守法者转变以及环境司法审查的重心从专家审查向算法审查转变。肯定环境大数据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环境大数据带来的加剧环境非正义、导致环境不公平、导致环境决策失误和侵犯隐私保护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