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念下加拿大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的路径选择及对我国的启示

协商民主相对于参与民主而言,通过理性的协商对话消除冲突等不和谐因素,实现公共利益,更强调参与的深度。加拿大特有的国情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是其环境法制革新的民主化方向,公众以政府与公民社会新型关系的参与路径确保协商主体的平等性;公众以环保专业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参与路径促进理性协商;公众以环保社团参与路径为主确保协商的团体优势;公众的全方位救济途径确保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当前我国在协商民主大环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路径应该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实施";变"松散参与"为"社团参与";变"无为参与"为"专业参与";变"单一救济"为"多元救济",从而实现积极、有序和有效的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

构建我国环境法律有效实施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环境法律有效实施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量化法治"的部门法实践,对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有科学的引导功能、反思功能和预测功能;同时,还可以为引导社会舆论正确认识和评价环境法律有效实施状况,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我国应从科学性、典型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等原则出发,构建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环境法律有效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对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环境法律监督、环境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服务、群众对环境法律实施的满意度等6个法治领域予以客观评价。

中国迈向低碳未来的环境法律治理之路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当今世界及中国的环境治理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如何通过法律治理取得成效,无疑需要在检讨当前环境法律治理欠缺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立法上实行综合立法与专门立法并进,在全球性环境法律治理上加强合作治理与国际协调,在治理工具上实行政策与法律的协调衔接,在环境法制建设上强化法律实施机制。

环保考核、官员晋升与环境法律的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变身理性经济人,为争取更多财政预算外收入而选择了发展经济却牺牲环境的发展道路。同时,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模式致使地方政府走向更加极端的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导致诸如恶性府际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这也是我国多年来环境法律无法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环境治理优先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中央通过改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逐步建立起一套明确的环境目标责任体系和环境官员考核体系,使官员的环境考核有指标可行,从'软指标'逐步转变成了'硬指标',而环境法律与政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产生活力。

萨班斯法案的实施环境与CEO会计责任的追究——以南方保健公司前CEO法庭审理为例

本文以美国南方保健公司前CEO斯克鲁西的法庭审理为例,从公司高管人员的信息权利和信息优势分析CEO的会计责任,讨论萨班斯法案以及法律对惩治公司会计舞弊的作用、探讨营造良好的法律实施环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