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境法权范式取代环境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现实体系出发

现有的环境法研究和构建并没有脱离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理论与实践来看,这种范式既无法完成自身证成,也与环境实定法存在较大的不兼容性,自身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环境法权范式的出现将给环境法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法权范式的实质是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在肯定权利的同时,正视和确立了权力在法律秩序和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和权利并行的重要环境法现象觅得了法学理论上的落脚点。环境法权范式所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是对权利范式的套用或者补充,而是在符合宪法规范的前提下,立足于环境权利调整和权力配置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构造路径上,环境法权范式应当抓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对环境权力和权利进行有序的调整、优化,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包括但不局限于权利保障制度、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司法救济制度,等等。

法权范式下环境法益的双层构造及保护路径

环境法的法权范式表现为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的二元互动。环境法权的二元一体架构促成了环境法益的双层构造,即阻挡层的秩序法益和背后层的本体法益,且双层法益之间系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环境法权的具体内容促成了环境法益的内容构造。其中,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权、清洁的环境权、健康的生态权分别促成了资源永续法益、环境良好法益和生态安全法益。基于此,国家依靠环境权力创设了以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污染防治制度和生态保护制度为核心的环境秩序法益。保护环境法益应首先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保护阻挡层的秩序法益。作为权利客体的背后层本体法益不仅需要通过秩序法益的保护而实现,还需要立足环境人权的法定化,建立以多元合作共治为基础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修复”的全过程法益保护机制。

论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检察监督

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滥用和异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环境行政执法权行使中的非严肃性和环境的持续恶化,因此,应合理地设置特别监督程序以保障其科学运行。所以,为促使依法行使环境行政执法权,就需要构建环境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

论我国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限及其优化进路

设区的市是与地方环境和自然要素联结最为紧密的立法主体,特色性赋予设区的市环境立法以生命。实证分析表明设区的市环境立法在立法选题、立法类型及立法内容上普遍存在特色性不强的问题。省与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重叠、环境要素保护的整体性要求在权限和事实上约束了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限,是设区的市环境立法难有特色的重要原因。立法权限的优化须由以下进路展开:一是在与国家法的互动中形成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新的结构秩序;二是运用辅助原则突出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的优先性;三是以“地方性事项”为标准确立设区的市环境立法的权限范围;四是将立法前评估作为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有特色”的程序保障。

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划分的原则和机制探讨

海上生态环境执法面临央地权力同质化的困境。中央海警机构隶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武警部队,地方海洋执法机构隶属沿海各级地方政府,二者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职权存在重叠。在国家积极推动央地事权划分,要求构建央地权责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的背景下,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适度划分势在必行。依据国家政策文件的要求,划分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必须兼顾"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和"强化中央主导地位"两方面的效果。为实现上述目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有必要综合适用两种事权划分标准:由"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提出能够激发执法积极性的央地权力划分方案,再由"事务性质标准"对划分方案加以调适,以确保中央对必要性、关键性事项的控制力。

大气治理中的环境执法权研究

环境执法作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背景之下,虽然在大气治理上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囿于法律授权不足,影响了环境执法权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考察政府环境执法现状和实际治理举措,阐释环境执法权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针对现行不法行为惩罚制度和总行为控制制度反映出来的环境执法缺乏规范性、长效性和合理性等突出问题,将环境质量目标确定为法律直接规制目标,提出以大气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健全总行为控制制度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赋权、权力行使准则的设定和制度约束等方面规范环境执法权。

法权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环境法本位研究

在我国环境权本位问题上,现存在“权利本位说”“义务本位说”以及“公众环境利益说”几种观点。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以权利本位的视角去讨论环境权的各种问题,同时兼存其他观点的争论。“权利说”或“义务说”无疑是走向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单路径的思维方式难以达成环境法设定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公众环境利益说”试图模糊环境权私权利的基本属性,将环境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领域的唯一保护对象,忽视了没有个体主义的关怀就难以达成环境法战略蓝图的问题。将法权中心主义与环境法相融合由此引出的全新核心范畴“环境法法权”可以有效统筹各种概念和现象,并由此可展开以环境权利和环境权力为基本支撑的理论构建。

论中国环境诉讼类型的整合策略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深入推进催生了中国环境诉讼制度的多元化发展。从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环境诉讼类型多样、功能重叠且专门诉讼程序规则建构不足,亟待整合。环境法权构造、环境法治机制从预防到管制再到救济的演进逻辑以及专门环境诉讼与传统涉环境诉讼的剥离,是整合中国现有环境诉讼类型的逻辑前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体化整合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分化,是未来中国环境诉讼三元构造的核心。未来中国环境诉讼类型的整合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为首要选择,在遵循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再到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一般性逻辑顺位的前提下,对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环境诉讼类型作出特别整合,以实现各类环境诉讼整合后立法顺位的整体性安排。

环境权入宪的路径选择及其实现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环境权入宪的议题发展成了环境法学界一个较为热点的话题。虽然环境权入宪的议题早就已经在宪法学界和环境法学界引起争论,但是一直以来仍然没有得以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着不同部门法学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泛“欧美中心主义”研究趋向和模式选择等问题。欲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应当加强宪法学与环境法学界之间的对话沟通;其次,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权入宪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从而走出“欧美中心主义”的窠臼;最后,借助环境法法权结构理论,认为我国环境权入宪应当既包括“国家目标”路径方式,也包含“基本权利”路径方式,并且设计一条环境权入宪的具体条文以供参考。

深化环境监测执法体制改革——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背景

当前我国的环境监测执法工作问题重重,环境监测数据不真实的情况屡屡发生,《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通过为环境监测执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在此背景下,应当从统一执法权力、整合执法队伍、建立保障机制等方面深化和推动环境监测执法体制改革,实现监测程序规范化、监测过程痕迹化、监测报告全面化。

环境执法权为何“逆流而上”?——基于环保案例的质性分析

在中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下放执法权为县乡基层执法机构赋权是主流趋势,但是,与常规改革方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环境领域执法权反而逆向上收至省市层级。为何环境领域的执法权配置及其改革轨迹如此与众不同?什么原因导致其逆向流动?从理论上考察,环境执法权涉及纵向层级、横向府际以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位阶对比等关系,进而衍化为"执哪种法""由谁执法"和"对谁执法"这样几个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在环境执法实践中,属地管理潜藏着地方保护主义,污染跨域转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府际合作失灵,行政位阶悬殊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无力监管强势国企,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环境执法权"逆流而上"的轨迹特征。

Copyright Protection Mode for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under the Environment for Network

Using copyright rules clear government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property rights is the main path to realization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ocially sharing. For China＇s current laws have an institute basic principle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we need to detailed thinking the copyright subject, write content, licensing and other aspects, combine the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