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

法益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双重转型是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基础。合理划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首先应回归环境法益本质、构建双重防范体系,其次须立足环境法益特征、探索累积式法益受损标准的适用途径,最后要划定环境法益外延、注重行刑合理衔接。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意味着刑法的适度扩张,故而须从理论维度厘清环境法益概念、界定环境法益内容,从实践维度警惕立法情绪导向、发挥法益评判功能,从法治维度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灵活运用解释工具,以期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进行再限制。

环境权还是环境法益?——权利泛化背景下对环境权的反思

环境权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然而随着环境权研究的深入,本应更加明确的环境权概念却引来更多争论,这实际上是因为环境权被泛化的结果,那些所谓的"环境权"不过是环境法益而已。环境法益具有系统性,其内部具有完善的体系和功能划分。环境法益概念的提出,将环境刑事法益、环境民事法益甚至环境行政法益等统一考量,使环境法的地位得以加强,同时环境法益的这种系统性为其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

环境法益学说初论

环境法益学说在我国主要有权利说、秩序说和环境利益说,这些学说在揭示环境犯罪本质方面都存在不足。环境法益学说应遵循三点要求:环境法益必须成为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必须体现环境犯罪的特点,必须协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据此,环境法益新说———环境生态法益作为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比较适宜的,它体现了生态环境作为生态体系维持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和发展对人类永续繁衍、发展的价值,具有社会性、客观性、全球性以及其被衡量方式的特殊性。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研究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是刑法保护由个人法益向集合法益的转向,环境资源犯罪惩治既要摒弃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绝对人类法益保护的指向,也要警惕割裂地强调与人类法益完全无涉的自然法益纯粹论。构建环境法益保护的二元防范体系,要根据环境法益的集合法益特征,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进行一体化保护,同时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点充分运用累积犯理论解决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之临界点认定的难题,合理划定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节点进行了实质性改变,有必要对该节点标准和取证方式进行适时明确和调整。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节点标准,应当主要从行为发生地、行为对象数量、污染物含量、行为方式和防治污染成本以及生态恢复可能性和资源再生能力方面考察。在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取证方式中,环境数据的测定是关键,司法者审查的重点应当是环境数据的取样检测和条件分析过程。

环境法益与环境犯罪司法解释之应然立场

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之立法修正,使"环境"本身成为了犯罪的对象,标志着环境法益成为了中国环境刑法立法的基石。然而,2013年司法解释未能把握立法修正的核心变化,仍然混淆了环境法益与其他法益之关系,将解释立场定位于保护个人法益及社会管理秩序,缺乏对环境法益的独立诉求,造成解释内容在合目的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上产生诸多问题。据此,有必要在保护环境法益的基本理念指导下,针对污染行为的宽严尺度、主观罪过类型、既遂判断标准及刑罚处罚幅度等问题进行重新解释。

环境法益视野下长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刑法规制的重构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时代的到来,对利用刑法有效打击长江流域非法采砂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将河道非法采砂行为纳入非法采矿罪进行规制,尤其是完全依赖非法采矿罪司法解释的部分条款应对河道非法采砂行为,存在理论上的偏差与实践中的疑难。通过对环境法益理论进行谱系式的考察与筛选,"折中说"的基本观点获得认同,从而(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与(一般)非法采矿行为在法益侵害方面的差异得以显现。基于法益侵害侧重点的不同,宜将河道非法采砂犯罪的类型视为"适性犯",相关司法解释也应作出调整。

论环境法益及其刑法保护

现行刑法以传统法益作为环境法益的核心内容不利于环境保护,应将环境法益界定为既包括人类环境利益,也包括部分生态环境利益。以刑事政策上的环境法益为评判依据,我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有诸多缺陷,应从扩大环境要素的保护范围、设置危险犯构造的环境犯罪、规定责任推定原则和采用特殊的追诉时效四个方面,对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予以完善。

论环境法益在刑法中的保护

分析了我国环境法益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显化环境法益,将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独立化、优化环境法益与传统法益结构等新思路。

从行政从属性看独立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独立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发挥环境刑法的刑罚作用。并且随着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对环境犯罪行政犯化的结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论作为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环境法益

从环境法保护对象的自身特性出发去建构全景且本源式的核心范畴是环境法学“回归”法学的必由之路。由于环境利益进入环境法后未能上升为环境权利,故应将环境法益作为环境法学核心范畴。同时,环境法益不仅对环境法诸现象具有普遍解释力和高度统合力,而且从它延伸的法益分析方法是环境法学应有的研究方法。环境法益的类型主要有个体/超个体环境法益、容量/实物/功能环境法益、时间尺度/空间尺度环境法益、实际/预期环境法益、不同环境质量需求层次上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的功能具体表现为环境立法上的创建环境立法的目的、原则及规则功能与环境法律规范分类功能,环境执法上的解释环境损害救济逻辑、环评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和利益衡量标准功能。

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

本文随着独立的环境法益的提出 ,首先 ,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我国的环境刑法未充分重视独立的环境法益的保护进行了价值分析 ,并认为应当赋予自然环境以人格的权利。其次 ,从犯罪学和刑法学的角度对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密切相关的行政从属性理论进行了评判 ,认为只有突破功利的价值观和绝对的行政从属性 ,才能反映环境要素的固有存在 ,才是公正的环境刑法。最后 ,在以上前提下对我国环境刑法在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方面进行了新的论证。

环境法益保护的刑法检视及立法完善——基于单位环境犯罪的研究视角

环境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日益猖獗,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实施的环境犯罪占绝大多数且危害严重。然而,环境犯罪刑事惩处机制长期处于低效运作状态已是环保领域和刑事司法领域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防控和抑制作用收效甚微。环境刑事立法欠缺作为造成这一低效困境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已为刑法和环境刑法学界所诟病,对此,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理论研究已深入展开且成果颇丰,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缺乏以单位环境犯罪治理为主要对象的针对性。本文以单位环境犯罪为主要规制对象,基于当前环境法益在刑法保护领域的不足,有针对性的提出环境法益保护的相关立法完善,以期严密环境法益保护法网,有力打击以单位为主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解释规则设计偏差及矫正——以水环境法益为解释视角

当前我国惩治水污染犯罪的司法解释规则设计存在偏差,主要表现在仅把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数量当做衡量水质是否被严重污染的标准,解释规则的设计未遵循不同环境要素的专门性评价原则,未贯彻生态法益独立性诉求,导致法益侵害关系逻辑混乱。水环境法益的基础性地位为观察这一问题并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视角。解释规则的设计必须围绕水环境法益展开,重点突出对水环境本身的保护,而非行为手段;注重与《水污染防治法》中体现充分保护水环境的行政性前置规则相协调,贯彻水资源优位保护原则,使规则朝着有利于保护水质的方向发展。我国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解释规则矫正路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即建立以水染物排放标准与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水质基准,区分污染水、土壤、空气等不同环境因子的裁判规则,把人身伤亡作为水污染犯罪的加重犯罪构成,将是否危及动、植物等非人类主体健康作为判断水污染犯罪的标准之一等。

环境法益的分类细化分析

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环境法益之独立、内涵及贯彻

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应采用非人本主义的法益论。环境法益不仅是独立的法益类型,而且是包括人在内的各环境要素法益和环境管理秩序法益的综合体。环境法益具有先在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为了实现刑法对环境法益的有效保护,刑法必须生态化。理论层面,重构和完善环境犯罪类型、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方式等;立法方面,调整和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价值、立法目的、立法策略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等;司法方面,完善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创制典型案例、加大惩处力度。

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与司法适用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将生态环境本身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此种法益立场决定了该罪为行为犯,其不法评价重点在于是否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关于该罪的司法适用,一方面,应证明该罪罪状描述的非构成要件结果与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只是为了证明行为对法益的危险达到了可罚的程度;另一方面,应将该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故意,否则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还可能使得过失污染环境行为也成立该罪,以致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环境法律责任的法典化比较研究

当前的环境法律责任实践呈现出行政责任虚置、民事责任强势、刑事责任收缩、集合责任过度等问题。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为重新划定责任分工、优化责任追究力度提供了统筹考虑的平台。环境法律责任的法典化表达,主要面临宏观层面的责任射程范围问题、中观层面的责任表达模式问题与微观层面的责任制度建构问题。在射程范围方面,应当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作为民事责任,党政同责作为行政责任以及与行政责任密切关联的刑事责任纳入法典的责任范围;在表达模式方面,应当采用“原则分离+适度统合”的模式将环境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在法典各编进行对应安置;在制度建构方面,应当对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进行体系化塑造,并构建责任间的“综合考虑”机制以规避单项责任适度而总和责任失衡等问题。

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面对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形势,借力公益诉讼这个抓手,加大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行为的刑法规制成为保护环境法益的社会共识和重要手段。然而,在刑法立法和司法已经强势介入环境案件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厘清刑法与其他环境专门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刑法的“后盾法”作用,防止“打击有余,治理不足”现象的发生,真正实现刑法的环境风险防范功能。

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立法完善——以“两高”环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十条为切入点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立法上正式确立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然而,将该罪纳入“扰乱市场秩序罪”的立法模式使其法益保护重点含混;叙明罪状的表述过于烦琐,实务中“监测”与“检测”概念混用;“情节严重”要件过于抽象,行刑边界模糊不清。202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要件,并将“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和“已受行政处罚”作为罪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细化了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则,为后续正式修法提供了思路:将环境法益作为该罪重点保护的法益,明确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构成;严格区分“监测”与“检测”概念,以空白罪状的表述形式限缩犯罪主体范围;细化“情节严重”要件,明确行政处罚前置以厘清行刑边界。

环境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转型与施行路径

环境刑法受到“轻缓化”刑事政策影响,过度保持谦抑性,致使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对此需要构建贯通模式的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将环境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作为最高指引,通过确立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加强单位环境犯罪的惩治、制定严厉的环境犯罪量刑标准等,实施“从严打击”的环境治理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