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生态环境现代化是苏州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参考苏州市各项规划和创建工作的指标体系及标准,选择确定了苏州市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标体系7大类28项指标和指标值。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通过计算评分方法计算综合指数值判断苏州实现生态环境现代化所处的阶段。通过计算各项指数现状值可知,苏州现处在生态环境现代化发展阶段。

环境现代化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模式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城市环境主要指标变化与上海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变化的关系分析,揭示了环境现代化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模式,人均环境指标较其他环境指标对城市GDP的影响更大,城市环境建设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是惠及大众的、惠及每一位老百姓的环境建设,环境优势才会转化为经济优势,环境现代化才能促使城市的现代化。

环境现代化——城市发展不可忽略的内容

在世纪之交的２０—３０年的时间内，我国城市的发展正经历着质的飞跃———从传统的工业基地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城市的现代化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城市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现代化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上，还应包括...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论制度协同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创新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得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区别于“权力+干预”的权威型模式以及“主导+单向”的激励型模式,以“领导+主导+参与”为主要导向的生态环境合作型治理模式已成为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的协同性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保障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协同存在的制度体系目标与制度体系效能客观相悖、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主体职能重叠与信息缺位、责任保障机制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等不足,提出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注重用最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科学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机制,逐步实现智慧型治理模式;合理衔接生态环境公法与私法责任制度,实行终身追究制,有效回应适度法典化。

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支持使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可能性。结合各地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化技术可以促进环境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方式智能化和治理结果高效化,进而助推环境治理向精细化治理、合作化治理、全过程治理、科学化治理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型。然而,受制于环境治理主体的传统思维误区、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现代化存在的供给缺口、融合不足与面临诸多风险等现实梗阻,影响了环境治理现代化整体效能的提升。基于此,应从重塑环境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加强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探索数字化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已然成为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使得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人治”到“数治”的理念转变、全过程链式智慧监管以及数据集成下的精细化管理的革命性变革。由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数字空间下的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动时空的突破、科学决策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权责对等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运作机理。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数字陷阱、数字依赖等问题,要求政府需与时俱进地优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及推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向外学习与扎根自身、扬弃传统与面向未来中不断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从前期的孕育到后期的建立健全,经历了一个与国家治理体系从松散联系走向紧密关联的过程。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遵循5个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环境的需要;从经济增长优先到环境经济协调推进并不断趋向绿色发展;在约束激励并用中不断迈向激励相容的改革路径;从行政区到跨区域、从一元到多元演变中趋向协同治理;从学习到创新并积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中国环境治理演进呈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导向,而非理想化的理论逻辑。

省际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文章基于环境治理的效果维度、效率维度、协调维度、公平维度和科技维度,构建了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托全局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整体上快速提升,但亦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和“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且造成各省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弥补环境治理的公平性、协调度和科技化短板,并推动形成区域间联防联控的环境治理新局面,是提升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环境政策体系的演进与发展走向——基于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

我国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包括党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划计划以及地方政策等层次。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和语境下,可以从政治性、完备性、适用性、专业性、创新性以及多元性等要点考察1949年以来农村环境政策体系的萌芽、构建到初步形成的演进过程和结果,梳理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探测其一体化、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走向。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分工——宪法解释的视角

2018年的"生态文明入宪"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我国的环境宪法,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宪法依据。在相关条款中,新增的第89条第6项是国家机构条款,在宪法上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国家权力分工的"框架秩序",为形成符合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国家权力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针对该条款,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国家权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不能对当前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实践现象提出有效的解释。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对环境宪法国家机构条款进行教义学分析可知,该条款属于特别宪法委托条款;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位于"相对功能适当"的地位;宪法第89条第6项对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职权之规定,是在事实层面对行政机关所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确认,但并没有在规范层面形成绝对化的"行政机关优先"宪法价值秩序。实现行政权与其他国家权力(司法权、立法权、监督权)的有效协调与互动,是落实该国家机构条款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路径,同时也构成了当前中国环境法治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从“环境之制”到“环境之治”: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范畴,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现代环境治理的主体制度优势应是,政府在主导环境治理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鼓励企业自治,以形成多中心和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为实现维护和提升环境质量的环境治理制度目标,应将新兴环境治理领域嵌入现代环境治理过程之中,促进环境治理机制变革和创新;通过执法、责任和追责机制提升法律制度执行力和有效性;以体制机制为顶层设计对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重构,将现代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的环境治理效能。

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必要性及对策研究

文章界定了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概念,阐述了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意义,并提出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对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来保障。党章和宪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元制度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道路,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自然为本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制度约束和文化养成的辩证统一。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基于现代化市场环境的化工产品营销技巧

新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市场的供需关系更多的表现为供给侧的过剩,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环境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企业销售人员要结合时代变化特征,以创新意识积极改变营销理念,拓展营销策略。文章阐述了市场环境下化工产品营销策略的应用价值,并且深入分析了当期市场所应用的各种营销策略,而且探讨总结了现代市场环境下的化工产品营销策略技巧。

国家审计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与实现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实施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国家审计监督为何能够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国家审计体系的匹配程度,进而针对环境政策制度、资源管理利用、环境治理项目和生态责任履行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关键环节,通过国家审计业务协同,构建审计监督实施路径,并提出发展研究型审计、统筹审计力量、共享基础数据、强化审计问责等相关政策建议。